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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筹备处”，作为办事机构，所安插的50人，全部是他地心腹亲信，唐绍仪内阁成立后，他又将许多人员充实到各部。一方面牢牢掌控局面，另一方面对唐绍仪也起到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此外，他还以“谘询一切”的名义，于总统府设立外交、政治、军事、海军、法律、教育等名目繁多的各种顾问，顾问又分高等、二等、三等之分。目的于安插私人，网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党人。顾问愈设愈多，名目愈来愈奇。
安插亲信的过程，袁世凯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终于引起了参议院的警觉。特别是袁世凯无视《各部官制通则》地规定，又不经参议院的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遭到议员竭力反对。5月初，袁世凯的追认咨送到参议院，无论哪个派系的议员们都一致投了反对票，老袁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取消。
袁世凯控制权力的野心。针对南京留守的问题上暴露得加明显。孙山卸任后，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按照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表面上似乎权利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袁世凯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地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就是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
早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变军队。他先后将驻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个师，五个军，即柏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地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9日南京兵变事件的生使黄兴懂得了有军无饷的严重危险，坚定了他裁遣军队地想法。兵变后的半个多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军队的裁遣。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旅划归山东以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
为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
袁世凯对这一切看眼里，喜心里，他表面上极力挽留黄兴，实际上则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
赫图阿拉的满人叛乱由于秦时竹严密封锁消息，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传开，但很多消息却是封锁不住地。4月27日深夜，葛洪义刚刚到赫图阿拉准备直接办案时，郑家屯车站侥幸逃脱的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贡王府。
近半个月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
也许是快到家的兴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这里继续盯着。”
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看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地，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央权威地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地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自应选择前者，这是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华民族，数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地《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出台这些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先行出的兰逊牧师等已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止俄蒙谈判。改与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给袁世凯的回电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地联系，自然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为窘迫的是，要对蒙古用兵，必须通过北疆势力的范围。袁世凯心里掂量，先秦时竹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也不会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凯一向视军队为自己地命根子，用来控制国内局势都嫌不够，何况平定边疆呢？因此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出征不甚积极；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着与沙俄刺刀见红，袁世凯对帝国主义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害怕，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事实上沙俄作为外蒙后院，极力威胁国不得进兵，也让袁世凯有所顾忌；后，通过指挥北疆国防军出动也不如意。秦时竹任命马占山为呼伦贝尔镇守使后，牢牢控制了黑龙江与外蒙边境地区，但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袁世凯不可能强令要求进兵。西路，袁世凯虽然可以指挥杨增由疆调兵援阿尔泰，但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甚至公开威胁国公使：“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
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后地基本立场，由俄间的交涉，迫使国承认外蒙“**”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以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秦时竹对历史的了解是袁世凯比拟不了的优势。他明白眼下和沙俄闹翻是不明智的，外蒙的状况只能继续维持，非得等到俄国革命爆才有机会，但内蒙问题和外蒙问题不一样，有充足地理由和依据，也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一点上，他比袁世凯的态要积极和现实的多。袁世凯想通过解决外蒙问题进而推动内蒙问题的解决，这种一揽子方案好虽然好，却无成功的可能；秦时竹的计划是安定内蒙，孤立、分割内外蒙古，麻烦是麻烦了点，却有效。
控制内蒙古落到实处，就是要消除那些封建王公的割据势力，尤其要打破八旗制，实现近代化改革。秦时竹的策略，就是要杀鸡骇猴，贡王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对象，夏海强这个急先锋地任务，就是快拔除这个眼钉。
夏海强是个粗人，但不莽撞，有道是话粗理不糙，他地逻辑是：贡王非除不可，有借口要除，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除。为完成这个任务，他拼命罗情报，寻找有利时机。不仅从李春福那里千方计要来了精干的骑兵团，为重要地是，贡王府周围安排了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只是贡王十分谨慎小心，夏海强一直苦于抓不住他的小辫子，而秦时竹交待给他一定要有依据的要求就像一道高压线拦面前。
不除掉贡王，夏海强食不甘味、睡不安心，用秦时竹的话来形容，这是“夏海强朴素的阶级感情起作用”。贡王私运军火的消息传来，让他乐得合不拢嘴，乐颠颠地跑去要求动手的命令，本来明明已批准了，却赶上满人叛乱这档子事情，让他恨得咬牙切齿，却只能按兵不动，心里纵有一万个不乐意，却只能服从安排。
当然，他绝不死心，做梦也想找到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