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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票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虽然依赖官款，但不和官府同流，不愿合作。袁世凯曾想利用晋商开办直隶银行，没有一家从命，鹿傅霖筹备户部银行时也邀请晋商入股，亦无人响应。即便票号已面临银行的巨大威胁，宣统元年蔚丰厚的北京经理李宏龄牵头，试图联合山西各大总号，改设银行，还是因为各家各持己见，大都反对，因而终胎死腹。
熊希龄看沈麒昌有些灰心。又宽慰他：“沈老，不碍事，那帮冥顽不化的家伙已吃到了苦头，如果不想举家破产，那这次会乖乖和我们合作。要不然，咱们有复生的尚方宝剑手，他们也没办法，只不过给咱们增添了一点麻烦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山西沈、熊二人受到了良好的接待，蓝天蔚对山西怀有满腔热情，很希望把这片土地搞活。无论是对于统一货币、开设现代银行，还是展实业、兴修铁路，他都非常支持，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北方公司的实力和沈麒昌等人的能量，重要地是他政治上和秦时竹是一起的。同盟会日益堕落的种种行径，尤其是那些争权夺利、小肚鸡肠的事情让他颇为恼怒。他是老同盟会员，对同盟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清楚地知道，革命成功后的同盟会，已蜕化变质了。早已不是那个众志成城的革命团体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或醉心民主政体或和袁世凯等人眉来眼去，一点都没有忧患意识。他对此深深失望。
对比看来，秦时竹就能耐多了，该打时不含糊。该罢手的地方也不拖拉。为重要地是，秦知人善任，手下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对他蓝天蔚也是般信任，不仅派军队将深陷绝境的革命人马救了出来，还让自己担任了山西都督。秦时竹的大气，不仅反映他以诚相待的态上，反映他礼贤下士、谦虚谨慎的作风上。反映他行为果断、一心国为民的能干上。自吴禄贞被暗杀后，蓝天蔚深知政治的险恶，对国地局势又分外看清了。纵观大局、宽厚仁慈的意识或许孙山也有，但孙太理想化了，太天真了，做个革命鼓动家还行，但万万不适宜担任国的领导；袁世凯能力也许是有的，但他的封建意思、独裁作风让蓝天蔚很不放心。
具体地事务处理上。秦时竹都能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要拍电报请示，但这种往往是象征性的。秦时竹对他的方针从来就没有蛮横地表示反对，每次都以商量地口吻对待，这种虚怀若谷让他看到了民主作风。让他感激的是，秦时竹的具体筹划下，河东军政府顺利解散，军政领导顺利得到安排，甚至于守备旅的顺利成立，都是秦时竹肯和大力支持下实现的。稳定的内部关系为山西的长治久安增添了保证，此外秦时竹还答应适当时机为七师和守备旅装备也让他喜上眉梢。
因此，人民党党义一出来后，他就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他尤其赞同“人民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的方针，辽宁休整期间，他目睹了锦州翻天覆地地变化，对他触动尤大。国太落后了，国未来的展方向，就于象东北这么搞。政治上，他很赞同秦时竹的“民主集制”，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明智的领导者，跟随秦时竹是好的选择。蓝天蔚受过外国教育，对传统的忠孝思想已淡薄了很多，这种跟随，绝不是愚忠或盲从，而是高的志同道合。
人民党山西分部成立后，蓝天蔚不仅加入了人民党，也担任了重要职务。本来秦时竹属意由蓝天蔚担任分部书记，但蓝天蔚考虑再三，极力推举原谘议局议长，现山西议会议长梁善济担任，由议会搞政党工作他看来也许为合适。山西议会，杜上化为副议长，王用宾为秘书长，议员多派人物，除少部分保持**身份外，其余都加入了人民党……
政府，除原来河东军政府脑温寿泉、张士秀担任民政长、次长职务外，赵戴担任了秘书长，崔廷献、李庆芳、南桂馨、徐一清、陈受等都担任了政府职务，山西局势一天天安定下来。至于银行、财政，蓝天蔚早就很盼望能有一个总的整顿，渠本翘和绅士谷如镛等人地协助下，和沈、熊二人一拍即合，达成了筹办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地协定：
1、太原分行为山西金融和现代银行之高机构，经营省库，筹划全省财政；
2、分行接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但分行长需用山西本地人，副行长由总行派遣任用；
3、分行总资本100万元，人民银行总行占其一半，其余一半。部分由原山西官银号改组后出资，部分由山西各绅商认股，额满为止；
4、太原分行成立后，各级政府公款一律存入该行，但需支付利息；
5、山西官银号原有官，按照现有比价由太原分行统一收兑，一律兑换成人民币；
6、人民币可随意流通，无论经济往来、完粮纳税均可使用。但太原分行应提供随时可兑换成银元之保证，外地，凡有人民银行分行的区域，均应保证能实现人民币与银元地自由兑换；
7、纸币行一律由总行负责，太原分行本身无纸币行权，但总行不插手具体存贷款业务，且行纸币需有十足之担保；
8、各类拟山西境内行的债券，需经过山西政府书面批准。太原分行方可予以承销；
……
接着，沈麒昌代表北方公司，渠本翘代表保晋公司签订了开山西境内煤铁各矿的协定。拟投资资本600万元左右，北方公司占了8成股份，渠本翘占了两成。约定用机器法采煤。由于目前到大同铁路不通，机器运转不便，拟先聘请技师做一整体规划，招募工人开始基础建设……
后。北方公司、保晋公司、太原分行、山西政府四方组成了山西铁路公司，签订了同蒲路、张绥路建设议定书，各方约定：
1、同蒲路、张绥路为山西命脉，务必加紧建设，可利用外资以弥补本国资本之不足，可让渡部分利权，但主权必须操之我；
2、修铁路耗时甚久，耗资甚多。应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修成一段，通车一段；
3、两路无论轨距也罢，车辆行驶规则也罢，均要与京张铁路保持一致；
4、各方同意，北方公司除现金外，还可以钢轨、设备等物资折算成股份。勘察、建设各方面工程师能聘请国人完成的。量聘用国工程师，所需人工、材料。能从山西境内取得的，应优先从山西获取；
5、为保证铁路顺利动工，山西铁路公司先必须积聚资本1000万元，除上述四方认购外，可行债券予以支持，由人民银行行，各地分行承销，债券利率暂定为七厘，不计复利；
6、铁路公司委任山西富商刘笃敬为总经理，具体督办两路建设事宜。
北方公司还和山西政府签订了协定，原先山西地官办企业，由北方公司负责改组为商办公司，一律折价变卖，由山西各界自愿认股。其实这些都是亏损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购买，北方公司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股金后，全部收购门下，按照行业不同，组成了分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容家二子的提醒，禹子谟、秦时竹等得知“华”等商标，由于内含国家、民族名称，用作注册商标不是很妥当。国虽然还没有商标法出台约束这种行为，但大势如此，不得不提前予以准备。考虑到光一个英雄牌太过单薄，秦时竹思量再三，提出两个的名字――“团结”和“自强”，寓以“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自强不息”、“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 之意。
去山西时，秦时竹等人先到了绥远。一方面是要看看绥远情况，另一方面，陪同前来的禹子谟要去看望女儿，禹敏前年嫁给了李春福，由于骑一师驻守绥远、大同，李春福就把家也搬到了那里。
看到秦时竹和丈人来给自己拜年，李春福有点窘迫，按公，他是下级，论私他是晚辈，虽然过年时已以电报形式拜过年了，但毕竟没有亲自前往，心里总是搁着。
秦时竹见状笑了：“现是民国了，年要有气象，谁说上级不能给下级拜年，丈人不能给女婿拜年的？你镇守此地，责任重大，我们前来看看、慰问，也是理所应当。”
“是，是！大帅所言极是，我到绥远，一日不敢懈怠，生怕出什么漏子！”自当时夺取锦州城不力被秦时竹批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