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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潘家伟并没有在这辆先进的车子里找到慰藉，他望着梅玲手臂上殷红的血液流进一个贴着醒目O字母的塑料袋里，他明白了，梅玲是O型血，然而，他的脑袋里依然是一团糨糊。他仰面盯着和自己血管相连的那个采血袋上的英文字母A，想象着将这两袋红色液体混合在一起的结果，能诞生一个字母B吗？他不知道，那个胖医生怎么说来着？他记不确切了，空洞的烦躁和心慌却将他的身体越缠越紧。
几天后，潘家伟终于接受了县医院的胖医生的建议和牵线，去了市里的专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又耐着性子等了些日子，拿到那张迫不及待的鉴定书时，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文盲了，大模大样又简简单单的“无亲子关系”几个字，怎么也认不下来。他吃力地喘着气，原本在体内翻来覆去、变化无常的游离情绪突然都停止了活动，慢慢地凝结成一个棱角尖利的大石块，痛苦而牢固地压在他心头。
潘家伟稀里糊涂地急匆匆回了家，梅玲正在门前的竹竿上晾衣服，他一脚踢翻了搁在地上的盛衣盆，将鉴定书扔到梅玲面前。
“看看吧，不要脸的东西！”潘家伟狠狠地说。
梅玲被他的怒气惊呆了，怯生生地弯下腰去，拾起被揉得皱了吧唧的纸团，她粗略地看了一下，竟不知上面写了些什么，一时间，思维还没有反应过来。
“带着你的野种滚吧！马上就滚！”潘家伟气势汹汹地拽着梅玲的手臂，将她拖进房间，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粗野地把她的衣物从柜子里扔出来，胡乱地塞进一个背包里。
正熟睡的儿子被吵醒了，伸展着腿脚在床上大声啼哭，潘家伟突然不耐烦地拎起孩子，和那个鼓鼓囊囊的背包一起丢进梅玲的臂弯里。
梅玲被丈夫疯子般的举动怔住了，又不知所措地急哭了。“你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她撕心裂肺地问道。
“干什么？你刚才没看清楚吗？你不知道你做过的好事吗？”说着，找来那张鉴定书，扔到梅玲脸上，一字一句地说：“无亲子关系，认得吗？这个小杂种不是我儿子！”
梅玲摊开皱巴巴的纸，又看了一遍，这回她看明白了，整个人都被吓散了，魂飞魄散了，任由着潘家伟一步一步地将她推出屋去。
到了门口，恰巧遇见从菜地里回来的婆婆，她不知道好端端的小两口怎么啦，只是一个劲儿地阻止潘家伟推搡梅玲和她视如珍宝的孙子，用身子护着孙媳两人。潘家伟恼怒地用力推开母亲，却听见一声沉闷的重重的声响，他的脚底也随之发颤，回过头，看见母亲已经晕厥在地上了。
他慌了神，连忙背起老母亲往卫生院赶去，梅玲搂着孩子焦急地紧随其后。一路上，潘家伟厌弃地对她说了无数个“滚”，梅玲默默地承受着，也翻箱倒柜地梳理着自己的过去，如果孩子真的不是潘家伟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和闻屿在那个雷阵雨的午后留下的果实。这个念头让她有种一闪而过的激动，紧接下来的，是漫无边际的自责和愧疚，她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老天爷会如此的捉弄她。
婆婆在颠簸的路途中逐渐苏醒过来，趴在儿子背上，无力地问：“好端端的，你们做什么吵架？”
潘家伟气不打一处来，嚷嚷着说：“好什么好！我们这个家都让那不要脸的婊子给拆了！”
梅玲放慢脚步，低下头去，不说什么。
“别瞎说，这么难听的话像说自己媳妇的话吗？”母亲指责儿子道。
“谁认她做媳妇，娘，你不知道……唉，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跟你娘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红衣》第三章（12）
潘家伟背着母亲边走边聊，梅玲磨蹭着脚步，和他们相距五六米，而且越拉越远。
“娘，那不是我儿子，是梅玲和别人生的。”那声音凄凉得几乎要痛哭一场。
婆婆直愣愣地从儿子背上滑下来，机械地转过脸来，僵硬地等着梅玲一点点走近。“玲儿，这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真的？”她拉住孙子的衣角，老泪纵横地追问。
梅玲羞愧得不敢看一眼面前的老妇人，眼泪也不停地吧嗒吧嗒地落下来，喉咙里却火辣辣的，说不出一句话。她突然搂紧孩子，踉踉跄跄地快步往山下走去，把婆婆和凶巴巴的男人落在身后，而那团燃烧的愧疚的火焰却穷追不舍地跟着她。
22
闻屿家所在那条狭窄又陈旧的弄堂在梅玲记忆画卷里是一条宽敞而美丽的时空隧道，连接着现实和梦想。她在空荡荡的隧道里徘徊了良久，仍然不知道如何面对被自己斩断了一年多的恋情。抱着儿子的手臂已经酸得麻木了，孩子也像是饿了，不安分地挣扎和呱呱地哭喊起来，梅玲望着这张精致的小脸，分明看得到闻屿的痕迹，她下了决心，深深地吐了口气，按响了闻屿家的门铃。
在迷惘和紧张中等待了好一会儿，屋里还是没有动静，孩子的哭闹越来越厉害，引来了周围邻里的张望。
闻屿家对门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对梅玲说：“你找闻屿吧，他外出拍照了，好像去了新疆，要么就是内蒙古。”
梅玲觉得身子沉沉的，快要扛不住这份失望了，却又有点莫名其妙的轻松，她向对方感激地点着头，除了含糊地念叨着“谢谢，谢谢”竟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
那老人倒也好心肠，主动问道：“你是外地来的吧？来一趟也不方便，需要我给他带什么话吗？”
梅玲看到闻屿家木门上的信箱，想了想说：“您能借我纸笔吗？我想给他留封信。”
老人便邀请她去了他家里，腾出地方，让她慢慢写，但梅玲被这并不是光彩的事情压抑和催赶着，连老人家的善意神情里也似乎看到了嘲笑。她只是潦草地留了几句话，告诉闻屿孩子的事情，扔进他的信箱，就匆匆告辞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梅玲在这个陌生又繁华的城市里迷失了方向，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像漩涡将她卷入其中，她觉得有点头晕了。儿子饥饿的哭声变得乏力而断断续续，她心疼地四下寻找隐蔽些的可以喂奶的角落，可是，到处都被稀奇古怪的人占据了，在山村里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她想不通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在大街上折腾了一个大圈子，梅玲终于找到了汽车站，搭上了回村的最后一班车子。她知道潘家暂时是踏不进去了，于是，心乱如麻地到了娘家，装出一副在夫家的幸福甜蜜和难得回家的开心样子，与她母亲和十几岁的弟弟拉了一晚上家常。梅玲不停地说着丈夫和潘家婆婆对她的好，也许是想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家人或者短暂地摆脱内心的烦恼，可说着说着，她突然掩面哭了起来。
梅玲母亲却并不惊讶，叹了口气说：“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不对劲儿了。”
梅玲低着脑袋继续哭，她几乎要冲动地将事情的前前后后一股脑儿倒出来了，但话到嘴边，却惭愧得开不了口。
“和潘家伟吵架了吧？”母亲说。
“嗯。”梅玲应了一声，直起身子，擦了擦眼泪。
“小两口吵嘴是家常便饭，越吵越亲喽。”
“嗯。”
“明早回去跟他赔个不是，就会没事了。”
“嗯。”梅玲混混沌沌地答应着，渐渐地收敛起哭声。
过了几天，母亲出于劝和的好意，催促梅玲回夫家去，梅玲不愿为难娘家人，便仿佛愉快而利索地收拾了东西，抱上儿子，开开心心地出了家门。
她在通往潘家的蜿蜒山路上艰难地跋涉了很久，灿烂的阳光透过云层在山谷里撒下七彩光晕，一圈一圈地闪动着美妙的梦境，她却有点无地自容的难堪的错觉，仿佛太阳也在奚落她的愚蠢和卑劣。
梅玲不知道来这儿的确切目的是什么，她不想求得潘家伟和婆婆的原谅，事实上连自己都无言以对的事情，又如何能让别人谅解？她是来告别？是来赔罪？还是来寻求最后一丝并不存在的希望？她的脑子里填充着一堆糨糊。
屋里静悄悄的，梅玲轻轻走进敞着的大门，只有婆婆一人躺在床上打盹，还有那条黄狗和一群鸡鸭在堂前转悠。
梅玲放下背包的一点点声响惊醒了婆婆，几天不见，老人家原本硬朗的精神气儿没了，红润的脸颊竟一下子苍白憔悴了很多。
梅玲愧疚得眼泪落下来，“娘，我对不起您。”她说着，跪在了床前。
婆婆拉起她，握住她的手拍了拍，欲说无语。
两人静静地凝望了片刻，婆婆终于微弱而温情地说：“玲儿，你回来就好。”
梅玲失声痛哭起来，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怀里的儿子也跟着哇哇大哭。
这个时候，潘家伟从石灰厂赶回家，风尘仆仆的模样和浮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