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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梅玲？”闻屿信中提到的那两个字立即蹦入我的脑海，我惊了一下，惶恐而小心翼翼地问：“您是说梅玲，梅花的梅，玲珑的玲？”
“我不大识字。”老人显得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写出来我认得。”她又补充道。
我连忙从包里拿出纸笔，蹲下身子，工工整整地写下“梅玲”两字让老妇人识别。
她细致地琢磨了一阵子，终于像个通过考试的孩子般脸上露出欣喜地说：“对，就是她了。”
“您知道她在哪儿？”我似乎从绝望的麻木中唤回了知觉，心怦怦直跳。
“她是我孙女儿，出去干活儿了。”老人仿佛自豪地说，可脸上突然滑过一丝异样的表情，问道：“你是从她家乡来的吗？”
“她的家乡？”我一脸茫然，“哦，不是，我是本地人。”
老人的神情缓和下来：“姑娘，你找她有什么事？”
“她认识闻屿吗？一个摄影师。”我脱口而出。
“你说认识谁？摄影师？”对方显然一无所知。
“哦，没什么，我是梅玲的朋友，想见见她。”我说得尽量简单，免得老人家一头雾水，“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是个孝顺孩子，一个人干了好几份工作，从早忙到晚，总要到天黑了才能回家。”老妇人带着怜爱向我赞叹道。
我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那我走了，改天再来。”
边说边移动脚步，老人固执而客气地起身目送我。快走出幸福街时，我回过头，隔着绚丽而迷茫的光晕，我看见在落寞的矮房前那个瘦小朴实的身影，突然有一种难得的感动浮上心头。
我激动而忐忑地到了报社，梅玲的影像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贝明俊精神气爽地大步迎上来，“麦淇，怎么才来，我一直在等你呢！”他冲我嚷着，大约感觉自己过于张扬，欲言又止地收住了话语。
“怎么，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贝少爷一大清早就在这儿了。”我故意调侃他。
“太阳从哪边出来我可管不了，不过，我的稿子倒是出来了。”他将报纸摊在我办公桌上，透出一种邪邪的傲气，说，“怎么样？”
《红衣》第二章（2）
“本事不小嘛！”我带着一点玩笑似的讽刺口吻说，急忙翻看了一下报纸，他的通讯报道几乎占了最后一版的整个版面，标题是借用了一部电影名《妈妈再爱我一次》，配发的新闻照片是一个嘴角叼着烟、表情顽皮的小男孩的特写。
“写点什么？”我问。
“你自个儿看吧。”他跳跃地说。
“瞎编的？”这个词让我心惊肉跳。
“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他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盲目无畏。
“主编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他说我的稿子真不错，要多发掘这样有意思的新闻。”
“真的？”我有点怀疑，“他没再问得细致些？”
“没问，骗你干吗！”贝明俊失望地甩下这句话，背过身去，两手插在宽松牛仔裤的口袋里，晃晃悠悠地走了。
看起来，贝明俊所说的并非是假话，从两点可以印证：一是那篇稿子被安排在报纸的最后一版，那是除了头版头条之外，最受宠爱和重视的版面位子；二是那天下午的全社采编会议上，主编赞赏了贝明俊敏锐的新闻嗅觉和良好的敬业精神，期望报社多涌现他这样年少有为的人才。
我听得像是有谁在挠我痒痒，感觉浮起一层鸡皮疙瘩，而心底却暗自发笑，不时用余光打量坐在斜对面的贝明俊。他的不自然也显而易见，时而面红耳赤地低着脑袋，时而谨慎又僵硬地左右顾盼。但渐渐的，他的表情流露出心里微妙的变化，显得自如而心安理得起来。
那篇通讯稿以第一人称从记者遇见一个在大街上闲荡并向他讨支烟抽的孩子入手，出于好奇，记者和他搭话，孩子开始老练地闭口不谈他的情况，记者锲而不舍，孩子逐渐向他敞开心扉，讲述了他非同寻常的遭遇。一年前，孩子不堪后母的虐待，独自出来寻找再嫁异乡的亲生母亲，途中，不幸被人贩子拐卖，却机智地逃离魔掌，那时他才六岁。这一年多来，虽说小小年纪，迷失在一个又一个的陌生城市里，然而，他习惯地享受着流浪生活，游刃有余地过着乞讨为生的日子，也尝试了那个年龄不敢想象或者望尘莫及的许多事情。当记者问他是否渴望回家和上学的时候，孩子愣了愣，竟然是摇头。随后，记者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中，让他度过了一段快乐而富于教益的温馨时光，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情。故事的结尾是记者经过多方打听，最终恋恋不舍地将孩子送还到亲生母亲那里。
不得不承认的是，贝明俊具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和细节虚构的能力，将这个子虚乌有的事件勾勒得栩栩如生，加之此事本身拥有不错的社会意义，难怪会受到同样急于求成又浮华不堪的主编的赏识。
可是，这场以贝明俊为主角的喜剧能上演多久？我隐隐约约地总怀揣着几分不安，仿佛脚下的舞台已经不争气地支持不住这班子人的折腾，有些摇摇欲坠了。
与那位老妇人相遇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幸福街上早已冷清寂寥，相隔几十米的两盏路灯默默无言地用凄凉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紧张的情绪里多了一丝惶惶不安。我一路追随着家家户户窗子里透出来的橙黄的昏暗灯光，似乎寻找安全和温暖的痕迹。
终于到了，我深深地呼吸，然后敲响了那扇苍老而神秘的木门。
等候了几秒钟，屋里有了些动静，逐渐听见了脚步声，然后门吱嘎一声开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先是个刚刚会迈步的可爱的小男孩，微微鬈曲的头发和灵活剔透的眼睛，精致得就像婴儿用品广告里的宝贝。那个跛脚的女人紧随其后，穿上了简单的白衬衣和不戴口罩的样子，叫我愈发觉得似曾相识。
她看到我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仿佛早有准备似的说：“麦小姐，你来了。”清秀的脸上浮起清澈宁静的笑容。
这通透的一笑，竟让我恍然大悟，她不正是闻屿家墙壁上挂着的那个清丽而甜美的红衣新娘吗？我猛地一阵酥麻的惊喜，多日来积压在心头的疑惑得以释放，刹那间有种飘飘然的舒畅。
“你的孩子？”我寒暄道，忍不住抚了抚孩子光滑的脸蛋，“真漂亮呀！”
“嗯，淘气得不像样。”她疼爱地责怪道，拽着孩子的小手，对我说，“进屋坐吧。”
我缓步跟她进去，屋子里干净而简朴，客厅也颇为狭窄，正面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厚重的八仙桌，成了整个空间的主角，墙上贴着一张十字架图案的日历，基督教在江浙一带无所事事的老人中间很盛行。透过客厅通向卧室的门框，我清晰地望见在里屋的墙壁上装饰着一件精美的大红锦缎棉袄，看上去像极了照片里的那一件。此时，正值夏季，炎热的气候与火红的冬衣似乎有些不相协调之处。
女人给我泡了茶，几片茶叶在玻璃杯里一起一伏，幽幽的清香迅速在空气里蔓延。我们在八仙桌的两边坐下来，她显得几分拘谨，小男孩却自得其乐地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时不时地从嘴里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或者在我们大腿上轻轻拍出节奏，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
“你奶奶呢？”我问那女人。
“教堂做礼拜去了。”她说。
“听她说，你叫梅玲。”我有点窘迫地说，这种谈话似乎比采访困难得多，我几乎不知道怎么开始，“你认识闻屿吗？”
《红衣》第二章（3）
“嗯。”她轻微地点了一下头，平静地一带而过。
“你做新娘的时候，他给你拍过照片吧？”我提高了一点音量，觉得那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对。”她依旧简单作答。
她的矜持或者淡漠感染着我，我也一时无语。
喝了口茶，我有些尴尬地问：“梅玲，那些信……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是个扫马路的，你知道，有的时候，能从垃圾里捡到宝贝。”她犹豫了一下说。
“你是说，这几封信，是从闻屿扔掉的垃圾里捡来的？”我说得很吃力，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可还是分明感到深切的羞辱和失落。
梅玲像是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神情略有些局促不安。
小男孩钻出桌子的时候，额头踉跄地撞在了凳角上，屋子里立即充斥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她暂时搁下话题，将孩子抱在怀里哄了一阵，才又缓缓地说：“闻屿是个好人，你别看他花天酒地的，可他心里苦，我晓得你也喜欢他，你好好爱他吧，你们般配。”她的话说得很憨厚朴实，却能刺入人心。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他？”我问道，心里有些不可名状的感动。
她愣了愣，说：“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