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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餐馆里工作时间是每星期五、六、日三个晚上，从晚上十一时至次日凌晨早上四五点；工作时间长，给的工资又少，一晚只有十美元。而且邱生分给我的还是几张最坏的桌子，让我服务最小气的客人。
白天要读书，晚上严重缺乏睡眠，还要忍受精神折磨。“邱生”总是找麻烦，动不动就开口骂人，说这不是，那不行，但是为了学费，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了。
不管对美国寄托过多少一厢情愿的相思，心仪过她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但自从一进入美国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前，就会明白这里的平等、民主和自由都是按价计算，按质论价的。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大知识和小知识，有利用价值和没有利用价值的都分门别类，一一标明。富国的公民可以免签证，穷国的富人即使是白痴，只要拿得出五十万以上的美元，也可以去美国当投资移民。如果什么都不是，当然还可以出卖自己的知识、体力。只要你能换来养活自己的金钱。
由于我服务周到，英语也是几个waiter中最好的（其他waiter都是老板的亲友，都是按亲属移民来的），所以尽管给我做的几张桌子最差，我的小费还是最多的，一晚下来一般有七八十美元。
就这样连续做了三个月，盼来了妻子小玲。当小玲也开始打工赚钱了，我充满底气地炒了“邱生”的鱿鱼，总算出了口憋了三个月的恶气。
妻子小玲，在我出国后仅四十三天就获得陪读签证（F…2）来到美国，速度之快，可能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了。
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就交了学费，十天后拿到了给配偶的I…20B。我立刻用FedEx（特快专递）寄给小玲，她四天后收到专递马上办了护照。我当年出国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此次小玲出国也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当时陪读只有百分之十的签出率，而且多半是配偶已经在国外学校读了一学期以上的才能签出，她这么快签出，真是奇迹！
不过我还是让小玲暂缓一个月再过来，要知道，当时最快乐幸福的就是像她这样得到了签证，将出发而未出发之人了，让她在国内充分享受一下那样的“快乐”吧……
和思进团聚在克利夫兰／小玲／
1990年12月7日，星期五。经过不到三个月的短暂分离，我和思进终于在美国克利夫兰机场重逢。
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忘却了坐飞机的不适和疲劳，怀着一颗无比兴奋的好奇心。当飞机在空中朝地面降落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舷窗外望去，期望在飞机落地前能看见地上水晶宫般的城市夜景。
在离开上海前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侃侃而谈。他形容外国的机场在夜晚时灯火通明，星星点点地远近连成一片，可达方圆好几里。从上往下看，简直与水晶宫像极了。不像我们国内的机场，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这个朋友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坐过飞机，不知打哪儿听来的。我没有看见所谓的水晶宫般的夜景，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阵阵耳鸣和头晕目眩。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和思进的重逢。
飞机平安地降落了。离思进越近，心就更怯。在飞机上，渴了不敢拿水喝，晕机不知道找药吃。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担心他是否会按时接我。这时身体的疲乏根本不算什么，对不懂英语的我而言，那些例行公事的报关和进关，才是活受罪呢。在底特律转机时，需要报关，眼看着排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个地过去了，而我却被一个海关人员拦住。他问我拿护照，我硬是没听懂。幸好有个中国女孩替我翻译，才没让我太难堪。
此时，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去拿了行李，又出于本能地跟着人群朝出口走去。出口处好不热闹，只看见接机的和下飞机的人们热情地接吻拥抱，不亦乐乎。我一眼从人群中认出思进，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他一看见我之后，显得很拘谨，只说了句：“你来了！”然后介绍我和站在他边上的女孩认识。她叫陈静，和她的名字一样，挺文静的。陈静的出现，是他出国前我们所无法预知的。我不得不掩饰住再见到他时的喜悦和埋藏在心底的无数问候，装作落落大方的模样回应了她一声。看到思进抢着来拿我的行李，才发现他没有带来象征我们幸福团聚的鲜花。这和我们在上海演练了很多遍的机场团聚大相径庭。
十二月的克利夫兰已经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们推着行李车朝陈静停车的方向走去。互相寒暄中我方知她已经读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正在家待业找工作。她得知思进需用车接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载着他来到机场。陈静是公费
留学生，不用打工挣学费，并且用全额奖学金念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她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在美国自学的。了解到这些，我对陈静简直是仰视，佩服到了极点。我马上想到必须过的英语关。即然她行，我也应该能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陈静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我们的车在通往市中心的
高速公路上奔驰，车窗外是一片安静的黑色。一路上，我没有听见一声汽车喇叭叫唤。这和上海此起彼伏的按喇叭比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半小时左右，我到了在美国建起的第一个家。这是一幢小小的木结构房子，有上下二层。思进分租底楼中的一小间，大约十平方米。其他两间房分别住着小邓和小程。他们一个学的是机电专业，另一个是学的经济学专业。
跟着思进到了里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厕所连着厨房尾端，里面有个大澡缸，热水二十四小时随开随用，这让我兴奋了好一段日子。从此，我与公共浴室告别了。厨房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小房间，白色的墙壁衬着粉红色的地毯，整个房间看上去还算干净，里面唯一的家具——一个旧床垫，还是陈静帮着思进从街上捡来的。我对这间可以遮风挡雨。有充足暖气的小房间很满意。毕竟是住在里面的他，让我感觉踏实，使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像个家。
我没有料到思进马上就要去餐馆上夜班。陈静为了让我们有片刻的时间独处，叮嘱我好好休息后便告辞了。这时思进递给我一盒饼干，面带愧疚地对我说：你先吃点饼干，洗个澡、睡一觉后，可以到餐馆吃晚饭。我打开盒子，望着黑乎乎的饼干——这种在上海我们根本不会去碰的低劣食品，使我才意识到他一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赶紧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饿了会吃的。他这才安心地离去。
我们在上海设计好的Romantic重逢，被无情的现实冲洗得干干净净。
新的旅程／思进／
晚上十点，将小玲接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
而此时，我到餐馆里打工的时间就要到了，我顾不得许多了，连话也没说几句，就让她先休息一下，我说：“我得马上赶到餐馆去……”
看到小玲那理解的眼神，我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知道小玲来美国以前所想象的我的处境，肯定要比眼前的景象好。现在，她的想象也许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我出国前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以至小玲连这次到美国的飞机票钱都凑不齐。我并非不想与小玲尽快地团聚，因为我不愿让她看到我在美国的现状。我想顺势让小玲在国内多呆几天，多享几天福，以便等我打工凑齐了机票费再寄去。现实的美国肯定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
小玲获准签证后又在上海等了一个月，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向最好的朋友郑筱春借了五千元人民币，自己买了机票来了。
在去餐馆的路上，我还在想，落到如此这个地步，难道是选择出国的抉择错了吗？如果我呆在国内，我会这样匆匆离开刚从万里之外飞来的妻子前去打工吗？本来我是应该好好陪着爱妻的呀！我不禁想起了出国前的一切。
记得柳青在《创业史》里说过：“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时候的几步……”
1989年的时候，我迈出了人生的紧要一步。
我想出国！
我想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寻找突破口。
我一生总在寻找突破口。
我是个思定之便笃行之的人。既然准备了要出国，那就行动。
考TOEFL、GRE、联系学校都很顺利。
托福考了六百零三分，GRE考了一千八百六十分，在当时都是高分。
联系学校后，我被六所院校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