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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很快就和她、她先生成了朋友，时常在一起玩儿。一次聊天，Jean突然说道：“你不像上海人。”我感到很奇怪，忙问：“是吗？为什么？”她没有说下去，我也就没有再问。只是想，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她是老北京，尽管在上海多年还是一口京腔；父母又曾在文艺界，平时说普通话为主；而和思进又是一直说普通话，可能是因为我的普通话没什么上海口音，才“不像”上海人吧。其他就没再多想。
半年后搬到了纽约，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全国各地都有：北京的、天津的、东北的、广东的、福建的、江浙的等等。经常听到他们说我不像上海人。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一次看到一本书，书里提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上海人”是精明爱算计，爱斤斤计较的代名词。李鸿章曾说过，对上海人最高的评价就是“你不像上海人。”这才终于明白了，原来“上海人”是个贬义词。“不像上海人”是在夸你呢！可仍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一次次被“夸”不像上海人，使我开始对各地方的人特别进行了观察。可再怎么研究也没有发现各地方的人有什么明显及本质上的不同。那所谓“上海人”的典型特点，在其他地方人的身上也有呀；我周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可是什么样都有，好像根本就无法归纳起来。渐渐地我得知，原来国人对其他各个地方的人也有一些“尊称”，如传统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及“西安‘闲’人”（游手好闲之人）；到当代的什么“到了东北才知道自己胆儿小”，好像东北人各个是胆大妄为的主；“到了广东才知道自己钱少”，好像广东人各个腰缠万贯。看来为一个地方的人“定性”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
六年后移民去了多伦多。开始时我在乔治布朗学院读书，同学中有不少从香港来的同学。那时我还不会说粤语，和他们都是用英语交流。一次一个香港同学问我：“你是日本来的？还是新加坡的？”我说我是大陆来的，上海人。她说：“不会吧，你一点都不像大陆人。”在多伦多时我们认识好些香港台湾的同学朋友。常常听他们说：“你们一点都不像大陆人。”怎么回事，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国人爱为一个地方人“归纳定性”的我又开始糊涂起来了。
四年后回到纽约，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在Hunter College读书。同学中有不少日本人。一次，当我从学校图书馆出来时，几个同学迎面走来，朝着我叽哩呱拉说起了日本话，我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最后我用英语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不懂日语。”他们才仔细地看着我讪讪地离去，那神情仿佛是不相信他们会认错了人。还有一次在Bloomingdale’s买房间里的装饰品。付款时，一位白人收银员问我：“你是日本人吧？”。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我是中国人。”她不甘心地又问：“是中国什么地方？”“是中国的上海。”
目前我们住在曼哈顿罗斯福岛上Manhattan Park的公寓里。一天，楼里进行每年例行的空调清洗。两个检修工进来了。其中一个比较喜欢闲聊，一边做工一边和我说开了。他一会儿赞叹我们家的餐桌漂亮；一会儿说他喜欢我们Console Table上的台灯；眼睛还盯着思进的最爱：一套Nakamichi音响和他收集的那几百张CD，看个没完。临到工作快结束时，他问道：“你是日本人吧？”我很礼貌，但语气坚定地回答：“不！我是中国人！”
一次次被香港人评价为“不像大陆人”；一次次被“外国人”错认为日本人，我开始领悟到，虽然英语里有一句老话：“To judge a person individually not where and what they are。”可对各个地方人进行归纳并非仅仅是中国人的“爱好”，而好像是人类普遍的本能吧。英语里有两个词儿可以表达这个意思，Discrimination和Stereotype。Discrimination是带贬义的；而Stereotype稍微中性一些。那么一种Stereotype是怎么形成的呢。
记得在一份中文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在纽约居住着上百个国家的移民，大家普遍认为华人开车最喜欢按汽车喇叭；而黑人最喜欢超速；南美人酒后驾车的最多。但据科学的统计之后并不是那么回事。那这种“普遍”认为是哪里来的呢？文章的作者曾和一个老美聊天，说他第一次去唐人街时，汽车喇叭声和乱穿马路的行人使他“Very Impressive”（印象非常深刻）。随后一回生、二回熟，逐渐就将这个特点和华人连在了一起。这事往深一想，在唐人街，由于拥挤，一些新移民将国内乱穿马路的习惯带了过来，汽车为避免撞人，能不按喇叭吗？一旦汽车离开唐人街，到了地广人稀之处，谁还会按喇叭呢？
至于所谓“上海人”特点的形成原委，余秋雨早在《上海人》里就写得淋漓尽致了。只是时过境迁，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上海人”本身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上海热线”的电子公告栏中曾有一个“上海人的100个缺点”的话题，其中关于上海话的就有三个：“在外地旅游时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上海话”，“当着外地人的面讲上海话”，“只要遇见上海人就讲上海话”。原本，讲上海话是否是个缺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最近在网上一篇文章里却看到：“现在不会讲吴语的上海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海人普遍没有吴语朗读能力，甚至听不懂吴语的书面语，反称吴语词汇少、有些词不能说。”其实，哪怕在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在上海，在大学教授间，在政府官员、公司经理这样的社会高层人士的日常交流中，尽管他们可能都是上海人，他们都能熟练运用上海方言，但他们还会选择普通话进行交流，尽管有时候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是非常的标准；在普通市民中，像售货员、服务生、公交司机这样从事服务性质的人员，尽管他们会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可能是非常的标准，非常的流利，但他们还会选择上海话。好像普通话代表着文化，代表着精英意识；而上海话就代表着市民气，代表着俗气。思进就是这样的，尽管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可他一直就是讲普通话的。这一点，可能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是不了解的。
上次回国，我更发现我那些上海亲友们的小孩儿，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小学、幼儿园，他们日常交流往往是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母语。有个统计：改革二十五年来，50％的中国方言已经或正在淡出。思进在二十年前去温州探亲时，懂普通话的人简直凤毛麟角。两年前再去时，街上已是一片普通话之声。我们的朋友庞先生前几天从苏州回来，问起他对中国的印象，他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苏州街上全说起了普通话，苏州话都不大有人说了。”因此，我想上海话也正处于消亡之中，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会不会上海话就不复存在了。一天我在吃晚饭时看电视剧“粉红女郎”，据说演哈妹的是上海演员，她突然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看了一下字幕，才明白她是在说上海话。她说的上海话，使我嘴里的饭差一点喷出来。
过去，“外地人”在上海话里是含有贬义的，“乡下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骂人的话。可最近，我有一个上海同学回国时，想和上海“亲密接触”一下，便带着两个孩子坐了一次地铁。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北美穿着随便惯了，北美长大的孩子由于户外活动多，皮肤都是黝黑的。听到边上一个上海人对他的朋友用上海话说：“看人家乡下人多好，可以生两个，一男一女。”我的朋友差一点笑出来，对着那位上海人用上海话开玩笑说道：“我们是‘乡下人’，从新疆来的。”那个上海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还有一个朋友多年没有回上海了，回去探亲时，一天想去淮海路，但到了淮海路觉得不像以前的淮海路了，用上海话问一个路人：“请问淮海路怎么走？”那人用普通话答道：“你是上海人吗？怎么站在淮海路上还问淮海路。对不起，请说普通话，我们上海人都说普通话。”我朋友回来讲给我们听时，我的肚子都笑痛了。我朋友说，当年在上海时说别人是“外地人”，现在自己倒成了“外地人”，甚至是“乡下人”，感叹到时光的变迁，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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