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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诸行动，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的四位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更让我们坚信德国的崛起一定会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最终完成……”
能让皇帝陛下亲自为自己的获奖而主持典礼，那是何等的荣耀。
本茨、戴姆勒、卡罗和格拉瑟以及他们所在的巴登苯胺化学公司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不仅在德国，而是在世界。
由此而来的各种投资意向以及产品订单如过江之鲫，令本茨等人应接不暇。
在资金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本茨和戴姆勒公司开始了爆发性的高速发展，而巴斯夫公司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海外订单。
本茨和戴姆勒公司分别在柏林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由于威廉的刻意扶持，汽车工业首先在德国进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本茨和戴姆勒这两家最主要汽车公司年产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十五年后，两家工厂的汽车产量首度超过1万辆，占到德国汽车总产量的八成，而德国汽车产量则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75％。这一年，世界上首个采用组合机床和流水线作业的现代化汽车工厂在戴姆勒的卡尔斯鲁厄园区建成。
还是在这一年，1905年，巴斯夫公司的靛蓝合成车间投入使用，德国合成染料的垄断时代提前到来。
从1890年开始，以后的15年间，威廉先后为60位科学家颁发了皇家科学技术奖。他们中有后世再熟悉不过的柴油机的发明者鲁道夫・狄塞尔，“滑翔机之父”利林塔尔，理论物理学和热力学家普朗克，物理学家伦琴，有机化学家布伦克，阿司匹林的发明人阿图尔和他的学生费利克斯，合成氨工业制法的发明者哈柏……
此外，还有两位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获得了威廉亲手颁发的“德国自然科学最高成就奖”奖杯。他们是一系列合成染料的发明者以及工业流程的设计者化学家霍夫曼和德国国家科学技术局主席、在物理学、生理光学和声学、数学诸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亥姆霍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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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宿命
从海外访问归来后不久，威廉任命韦伯为自己的贴身秘书，参与日常的文案工作。
韦伯虽然不是出身贵族，但父亲和祖父都是普鲁士高级公务员，以他的出身外加博士的学历，获得这份工作是完全合适的。
至于家庭方面，威廉和奥古斯塔的感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倒是和次子埃特尔的关系日益亲近。
埃特尔今年8岁，比他的哥哥皇储维克多小一岁。
他不爱说话，但特别喜欢看书，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以及数学知识兴趣浓厚。
周末的时候，威廉经常带着孩子们在草地上放风筝，风筝是威廉亲手做的，虽然样子不好看，但孩子们很喜欢。
“爸爸，风筝为什么能飞那么高，有一天我要是也能飞起来那该有多好啊！”埃特尔看着天上的风筝，经常发出如此的天真无邪的感慨。
“放心吧，总有一天我们都能飞起来。”威廉摸了摸埃尔特的头发说道。
轻松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由于东部的农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普鲁士邦议会依然在抵制威廉的各种命令，以至于谢林首相和奥伊伦堡都感到十分为难。
这种情况下，威廉不得不亲往普鲁士邦议会走一趟，他希望自己的演讲和承诺可以打动那些冷酷的保守派议员们，使政府的工作有效进行。
普鲁士邦议会乃至全德国的各个地方议会都不是普选制，或者说德国只有帝国议会才实行普选制，这也是俾斯麦为何耿耿于怀的原因。
邦议会采取三级选举制度，最低一层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也是需要每年缴纳25马克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收入必须在1000马克以上。这就基本上把普通工人和无产者排除在外了，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在500马克以内，不具备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格。
在邦议会里，依靠庄园主和富裕农民支撑的保守派始终一家独大，所以俾斯麦从来不会在邦议会遇到任何麻烦。
不过，俾斯麦首相绝对不是目光短浅，屁股决定脑袋之辈。正是他的一力坚持，才促成了对东部边界的封闭，使廉价的波兰和俄国季节工人不至于进一步夺去东部农民的饭碗。
威廉的发言稿是韦伯起草的，威廉看后十分满意。
这是威廉第一次在议会发表演讲，感觉和后世在电视上看到的英国或日本首相在议会做报告有些相似，威廉喜欢这种感觉。
“尊敬的柳特摩恩议长，议员们。”威廉朗声说道：“今天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无比热爱这个国家，并具备极强责任感的人。对于因为关税降低而给庄园主带来的损失，我将会以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的方式慢慢加以解决，但现在请给我时间。
“今天，我想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东部的未来在哪里？如果这个问题理清了，那么剩下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注意到，东部地区的德国雇农正在不断的迁出庄园区？当然，这并不是物质上的原因。如我们所见的那样，迁出庄园的雇农，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坏，仅就物质方面而言，他们的幸福程度是要高于大城市的普通工人。宽敞舒适的住房、宽松的工作时间，这些都是大城市的工厂工人们根本无法拥有的。
这些雇农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向往城市繁华而离开庄园，年青一代也许会毫无计划的进城闯一闯，但世代举家服务于庄园的雇农不会这样鲁莽行事。此外，为何只有大庄园的雇农才会相望城市繁华而离乡别井？为何庄园的雇农人口显著下降，而乡村区的自耕农却在东部日益繁衍？真正的原因是：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对于雇农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世世代代来说，就只有听着庄园的钟声，永无休止的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奴隶。
在雇农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
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当然无法感受到自由的魔力。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甚少进入沉寂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天真而年轻的自由理想，已经衰弱；不少现代人变得未来先衰，甚至过分聪明，还以为人类心里这对自由的最基本的冲动，已经随着‘政治’‘经济政策’之类的毫无生气的概念，给带进了坟墓。
由此，我要说的是，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这种情况会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超出国界而成为一种全球经济体就有所改变吗？‘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与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照此说来，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原始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只不过斗争现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斗争更为缓和还是使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尖锐，现在尚言之过早。
同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议员们，我们能传给子孙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
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起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
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