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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周瑜去世时，有记载孙权痛哭流涕，说：“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叫我以后依赖谁呢？”他称帝后，仍念念不忘周瑜，曾对公卿们说：“没有周公瑾，我哪能称尊称帝呢？”“东吴的王图霸业，随周瑜猝死化为泡影，自此从欲染指天下转为偏安一方。”可见周瑜在东吴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当时在吴国，周瑜举贤荐能可比鲍叔；折节为国可比蔺相如；谦礼忠君无人能比。雅量高致，气度恢弘。孙策初亡，孙权“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诸将礼简时，周瑜对比自己年幼的孙权极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评语，仅与程普不和，但他折节下交，终令程普叹服。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之后，三国演义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对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贬低，在此将演义与正史不同之处进行对比，以正视听。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正史记载，连刘备都评价周瑜“器量广大”，周瑜气量宽宏根本不会被气死。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至于周瑜病逝后，送丧吊唁的是周瑜旧下属庞统，而不是诸葛亮，关于草船借箭，草船借箭的人正史上是孙权，演义描写周瑜嫉妒诸葛亮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三国演义之祖中巧计借箭的正是周瑜本人。
正史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永远的畅销书、拥有亿万读者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明朝之后，人们对周瑜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回荡在几百年来的民间话语中。刘继兴认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计他会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三国演义？
建安十五年，周瑜去世于巴丘，“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曹操重要幕僚郭嘉于三十八岁去世后，曹操曾对荀攸说他的死是“中年夭折”，十分哀痛。可见虽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平均寿命颇低，但对有一定地位，可以享受最好医疗条件的政治军事人物来说，36岁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年纪。事实上，在整个后汉三国时代，达到了周瑜的地位，去世前为偏将军，南郡太守，而又在比周瑜年纪轻时自然死亡的，寥寥无几。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便是35岁去世的魏明帝曹叡与30岁去世的吴景帝孙休，这两位自幼养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了。而周瑜短暂的一生中长期辗转于各地征战，去世时离赤壁之战相去不到两年，可谓恰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
若是故事到此结束，恐怕我们也只能感叹造化弄人，过早地让一代名将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了相关史料，我们对于周瑜的死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夭亡”和“暴亡”，在史册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夭亡可以是长期卧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纪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按照常识，从染病到发展，到最后死亡，一般需要一个过程。被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认为是比较平缓地去世的。在这里我们以吴国官员骆统为例，他和周瑜一样，三十六岁就去世，毫无疑问属于“夭亡”，而以前对其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载停止于黄武初年在濡须带兵抵抗魏将曹仁的事迹。对于骆统来说，他的死显然不在“暴亡”之列。
对于周瑜的死，本传的记载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虽然用的词是“病卒”，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要证明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时的背景。
陆逊觉得，很有可能是一场阴谋，但是却不敢确定，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趁胜追击。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军撤退，东吴集团控制了整个长江北岸的南郡地区。而同一时期，赤壁之战时处于周瑜羽翼下的刘备集团趁机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荆南地区，自曹操南征后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对于东吴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周瑜等人坚持的“伐蜀”，第二种是鲁肃等人坚持的“借荆州”。周瑜从前线返回京口，向孙权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说道：“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权许之”，也就是得到了孙权的首肯。而就是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显然，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谁都没有想到周瑜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离开人世，完全可以称他的死为“暴亡”。
这不仅是我们的推断，也是周瑜自己的认知。他在去世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写道：“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说的很清楚，遇到的是一场“暴疾”，前一天开始治疗，第二天就到了已经知道自己必死，开始处理后事的地步，这场“病”的烈度实在令人咋舌。
那么，这真的只是一个“急病带走名将”的故事吗？
上面说过，“伐蜀”和“借荆州”是江陵之战后东吴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赤壁之战时与周瑜同为铁杆鹰派的鲁肃此时却坚决地提出“借荆州”的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种策略是无法共存的，如果东吴失去了南郡这个关键的后勤补给据点，独自进攻蜀地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周瑜死后，孙权仍然向已借到荆州的刘备提出了一起取蜀的建议。刘备的幕僚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打消了刘备的疑虑。
注意，扣留当面请求孙权借荆州的刘备于京口，然后收服其部众，西取蜀地，这里虽然只提了吕范，其实这正是周瑜伐蜀计划的一环。记载中有道：“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刘备去京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荆州。深入吴都，对已经跟赤壁之战时的老大周瑜翻脸的刘备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果然，周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软禁刘备”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想法。软禁刘备，不仅可以一举去掉伐蜀道路上来自侧翼的威胁，更可以吸收刘备手下具有陆战能力的部众，作为对不擅陆战的吴兵的补充。不过，里面还是有一些想当然的部分，比如说以关羽、张飞和刘备的关系，要周瑜“挟与攻战”显然不太现实。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周瑜伐蜀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