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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发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
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所以说，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来就不断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说编造史书。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删去了自己认为消极的记载，想以此促进社会积极发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扬礼仪仁义，自然要写积极意义的东西，促进人们对于礼仪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较于孔子所说，上古圣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认为的圣人。自然是遵从禅让制度，挑选贤能道德贤人禅位。
然而事实上以禅让为例来说。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实际上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将就像前面说的伊尹，或者说“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属于不利于儒家礼仪，道德发展的内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种模样。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夏纪所载则是系统前面介绍过的情况，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都是有记载的。由此可见，穆天子的内容虽然有很多神话的内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以后，还是能得到一些史实内容的。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书纪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随行驾车，会见西王母，这些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来说，从竹书纪年第一次出土的情况不难看出，两汉时期乃至是汉末三国时期是没有这个流传的。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若是晋朝时期有流传，那不可能晋武帝会这么兴师动众去折腾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原因也是导致司马迁史记之中的这些内容是参照春秋的说法。
系统最后说的战国策同样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是相对来说，追溯不到前几者那么久远的时代，战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并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是的内容。
当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几书不能比拟的。
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