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一个赤脚医生，总算摆脱了彻头彻尾的农民生活，成了非正式的城市妇人。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常常写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的主人公里没有一个写小说而一举成名，脱离农村的呢？因为我自己常常半途而废，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让我坚持下去。同样阿凡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可是现实中哪里有赤脚医生肯要村上的姑娘？我们村上的赤脚医生娶的可是镇上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卖杂货的姑娘，有白皙的皮肤和不沾泥巴的脚。村镇相隔虽不远，清清楚楚分隔我们的是一条河，河这边是泥巴、庄稼，那边就是水泥和石子混合的路。除此之外的区别就是人家烧煤球和煤气灶，妇人烫大波浪或者剪男孩头；我们呢？我们手上有厚的茧，我们穿着款式陈旧的衣服，我们赤脚走路，我们在河里挑水喝，我们用扇子驱蚊而不是用电风扇。我们喝稀粥，早上晚上都喝稀粥。他们早上油条、大饼，中午干饭，晚上面条。你瞧，多大的差别呀！
如果我的天性不是这么敏锐，这么自私，这么实在，我就不能结合我的诗兴的冲动，遐想成功的美妙。名利双收的诱惑让我越来越沉醉于思想的内景，稍一清醒就回到了泥巴的现实：听鸡毛蒜皮的故事，过鸡飞蛋打的日子，做鸡零狗碎的事情。这种天上人间的反差使我一天到晚神思缥缈，现实成了应付，胡思乱想倒成了本分。我天天趴在缝纫机上、锅台上、床前的踏板上写，写我的“心思”和“抱负”。写来写去也只是这些内容，实在表达不出了就去书里寻找相近的句子抄过来，改头换面一番，然后投入进去欣赏，欣赏自己的心。
命运的第一个转折（二）
那时我就已发现写作既能拯救人又不需要什么投资，后来我总结少年时候之所以写作是由于发现写作的诸多便利：第一，我发现很多书是未上大学的人士所写，这给我一种信心；第二，写作不占用白天的干活时间，不会引来父母的责骂；第三，写作投资不大，旧试卷和练习本，一支笔的投资即可，没有太大的风险。
听上去就不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吧。确实，我不清楚为了谁而写，我只知道写能给我带来希望和憧憬的权利，抱着这样的念头写作势必到了纸上就成了呻吟或者哭泣或者宣言。岂止是少年时代，逃避现实与追逐梦想仿佛与生俱来。所有为逃避所做的工作，有别于母亲。毕竟我读了七八年书，在我认为，我是不需要老师的，我自动学习，享受乐趣，并且我晓得从乡村里出道的作家有多少。少年的写作梦里，作家不是什么头衔，那是逃脱乡村的手段，它将带我挣脱泥土的纠缠——蚕豆、麦子和水桶的压迫，离开那讨厌的让人熏出眼泪的烧麦秆儿，和没有鱼和肉的四方桌。
我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县里一家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一个小伙子寄来他的大作让我修改。他十八岁，并且准备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我一不做二不休，一二三四五，列了十八条修改意见，狠狠心花了二角四分钱邮票给他寄回去，从此以后这位小伙子给我写了三年的情书，我就帮他修改了三年。第四年他到我打工的城市来找我，我们坐在马路边上探讨文学，这时一个骑自行车过路的裤兜里掉出了一包烟。他迅速冲上去，拾了来，递给我说，烟。烟当然归他。他也不推辞，揣进了口袋。
从此以后，他失去了让我修改情书的权利了，可能到了婚配的年龄，再谈这些虚的不够刺激了吧。他转而把情书改寄给他们那边的一位卖鞋子的姑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十来块钱的邮票，十来块钱的信纸换来了脸蛋红扑扑的老婆，难怪他写信对我说：人的付出与他的得到并不能扯平，有时付出十分汗水得不到一分的收获，有时却又相反，“我的爱妻对我非常崇拜”。
他的话我表示赞同，他的婚姻我也表示祝福，像许多电影里的镜头，恭喜他，起码是在纸上。
少年时代的我在边模仿边写作的生活里，将书主观上分成了五大类：
第一类像爷爷，古板、陈旧，注重章法、礼节和道德。爷爷们的书一般不是我情愿读的，读之原因是没有别的书读，它是惟一的读物。在爷爷的屉柜里、爸爸的床头，读的年代已早，十来岁开始的吧。后来我一看这样的书就头痛，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它时时跳出来，带着冷笑嘲弄我，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
第二类书像爸爸。你说他旧，他也有爱情；你说他新，他没有爱情的新的手段。他再旧，立场却不动摇。它的结局总是坏人死，好人活，姑娘有人爱。这类老师指定的要考试的读物，它从某种意义上阻碍扼杀了我放纵和大胆的思想。
第三类书像妈妈。她啰哩啰嗦，不厌其烦，要相夫教子，要勤奋好学，要学会做人，把男人的心理摸透。
第四类书像哥哥。像隔壁邻居的哥哥，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要制造炸弹，我要做老大，我想说太阳从西边上来，我就要说太阳从西边上来。
还有一类书就像我自己。不专一要求别人专一，不上进假冒上进，不深沉故作深沉，不漂亮自夸漂亮，无病呻吟。我见到它的时候大吃一惊，天哪！这不是我自己吗？我的故事、我的语言、我的姿态、我的屁股和我的眼泪吗？
另有一类就不那么好形容了。它虎视眈眈盯着我，审视我，嘲笑我，挖掘我，教我害臊，帮我引路；它离我很远，它洞察一切。我小时候偷铅笔、来月经时胆战心惊；我偷看男生，它都知道但它不指名道姓；它给我留着面子，我不能对它反感。因此，我常常拜访它，听它的教诲、批评和嘲笑，好在它不发出声来。好吧，老实说吧，它就是《平凡的世界》。
我十七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一位作家的名字，得知他妻离子散，重病缠身。我很想把麦子割完了就去找他，帮他洗衣服，为他蒸馒头，说我崇拜他。但最终麦子割了，要种棉花，棉花栽下去要学缝纫了，缝纫学完就想去打工，这事就耽误下来。有几次想鼓足勇气第二天动身，但没有路费也没有地址，还怕父母责骂。后来听说他死了，哭了几天，想想我写作的欲望，再想这个创造奇迹的人，一个博大无私的人，一个满腹文才的人，一个硕果累累的人，到最终落得贫病而死，还未来得及听听赞誉，尤其是听听我的表白呀，这让我抱恨终生。
我的宿舍是厂里的旧仓库改用的，除了十几张双层床，什么也没有。我由于是后来的，因此被分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所以写东西就是一件难事。可是即使是分在下铺，也不能享受到那张写字台啊，那上面放满了姑娘们的碗、盘和镜子。于是，我到车间找了一张破损的板凳面，洗干净放到了自己的床上，然后坐下来，把那条没腿的板凳横在自己的腿上写字。我在下班后的深夜，在别人逛街、打牌、跳舞、玩乐的时候，趴在床上写那些认为能改变我命运的文字。那仍然是沿用少年时的做法——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挥之不去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压迫着我，写东西是惟一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之百的快乐和希望。就是在这种极度喧闹的气氛下，在蚊子的叮咬中，在嘲弄和不信任的目光下，在疲乏的夜里，我把心中的感受用笔记下来。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