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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会议，暴露了美国在越南的困境，暴露了美帝国主义面对中国的强大，不敢讲话。反，他们是要反的，但不敢公开反，更不敢明目张胆地按美国的意志来反。
第三个会，是比新德里会议更糟糕的，在莫斯科召开的九国会议。这个会议是以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为主的。它与前两个会议的不同点是，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开得是修正主义的会议。他们根本不提越南问题，不提反帝。他们提出联合援越，如果中国同意，就用陆地运输；如果中国不同意，用海路运输来援越。但不谴责美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表态。另外，在会上还想谴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谴责中国共产党，但达不成协议。首先是罗马尼亚反对，古巴反对，意大利也反对。因此，会议没有发表公报，只发了消息，还说，参观发射宇宙飞船。
马尼拉会议还有反动的政策作指导；新德里会议尽管打着招牌，还有个姿态；莫斯科会议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打的是马列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还不如新德里，马尼拉会议，是无声的音乐！是没有音乐的舞会！无声无息，没有力、没有气。对美帝，对越南问题不敢讲；对中国问题，想讲，又不敢讲！
这三个会，中国都没有参加。他们也没请。请我们也不去。实际上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的威望对会议起了影响，逼他们不得不讨论，也逼他们不敢表态。这就表现了帝、修、反力量的衰弱，我们力量的强大。
罗马尼亚对中国是友好的，它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只有依靠中国的支持，它们才能顶住苏联的攻势，摆脱苏联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它是一致的。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对马列主义只能停留在概念上，不能接受活生生的马列主义。但对这些国家仍然有工作可以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因为他们讲了些怪话，对我们不满，就放弃我们的争取工作。世界革命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第四个会议，是非洲三十多个国家每年一次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本来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新兴力量，建设新非洲的。这次实际上被美国操纵了。参加会议的国家有左、中、右，右派国家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支配；中间派在摇摇摆摆；还有些国家反帝，站在民族独立的立场与中国友好。三派搞一个会议，自然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样，反帝、反殖就不能成为非洲的共同语言。他们这个会，如果支持安哥拉、几内亚、刚果（利）、莫山比克的话，就要得罪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漏记）。这个会议，一年开一次，人到得很齐，表面上敷衍一下。总统们，国王们在一起，还要开开宴会，发表发表公报等等，这次就没有这种形式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有这个会议，认为有这个会议对他们不利。今年由美国出面搞了一个国际绑架事件，使这个会终止。几内亚外长和代表团先乘泛美航空公司去，塞古·杜尔总统准备晚一点去，从几内亚飞到埃塞俄比亚，不需要在加纳降落。但飞机起飞后通知几内亚外长要在加纳首都降落。几内亚外长提抗议，问为什么改变航线？回答是飞机需要在那里加油和修理。几内亚外长说我们几内亚与加纳断绝了外交关系，在那里降落，我们安全没有保障。他们不说话了。飞机到加纳首都降落后，外长就不下飞机，结果加纳宪兵就上飞机来抓，拳打脚踢地拉下来，不是文斗，搞开了武斗，搞开了审讯。美国搞的这个国际绑架案件，是对国际公法的破坏，也使非洲统一组织遭到了破坏。几内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把美国在几内亚的大使馆包围，把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软禁起来。你搞绑架，我也来个反绑架！纳塞尔出面调停，也施加了一些压力。杜尔总统把一万多民兵动员起来包围了美国大使馆。结果美国承认失败把外长放了回去。但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还叫塞古·杜尔去参加会议，杜尔总统不去。这个会议就这样被冲散了！
几内亚外长十号回去后，就找我们几内亚的大使，他说在我们被绑架受审讯时我们只听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我们的声音，患难之中见朋友。其它大国都不吭声。对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友好下去。塞古·杜尔总统还宣布赶走美国和平队，不接受美援，并派代表团来中国研究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几内亚外长的被绑架，塞古·杜尔左倾，进一步与中国友好。苏联在重大问题上不敢吭声，中国的敢于主持正义，对非洲国家是最好的政治教育。
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毒药，是鸦片。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只有走中国援助的道路才可靠。
还有，保加利亚党代会闭幕了，苏联在会上策动联合反华，想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照样没有成功。造谣，也没成功。联合国大会每开一次，从九月一日到十二月，浪费很多纸，浪费很多粮食，美国操纵，苏修喜欢。
现在，每次会议都要遇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越南问题，逼着很多人表态，又不敢表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每次会议都有影响。每次会议，都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做法来个比较，证明了越南问题只有打才能解决，美国是顽固的侵略者，只有打才能垮台；也证明了苏修一天一天与美国合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在日益取得人心。（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点，有三十二个兄弟党参加了。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六年之后，有三十二个国家反对苏修。虽然这其中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形势发展很快，证明了马列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从国际形势的分析，从这些具体的事实，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国际形势如何，固然要看美国和苏修怎么办，它们玩什么鬼把戏；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伟大的毛主席怎样决定政策，怎样组织力量。这是决定国际形势进程的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结论。光看美国和苏联，不看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会主义，主要地看我们中国。我的话是四川话，有些同志不一定能听懂。
二十二年前，就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说看国际形势要看两只手，敌人一只手，我们一只手，掰开手劲，看哪个压倒哪个。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军队只有一百多万，不到一亿人口。有的同志看国际形势只看敌人一方，不看自己一方。现在我们这只手的力量十倍、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表现在政治上拿得出东西，拿得出毛泽东思想，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