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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家洼子会议虽然推行了王明“左倾”路线，但对陕甘、陕北两个地区的斗争仍起了积极作用，它加强了两个地区党的联系与军队的统一协调，加快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1934年8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获胜，游击队壮大、分散在16个县的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由于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陕甘特委和军委决定，在他养伤期间，由张秀山接任四十二师政委。10月，中共北方局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看到谢子长伤重，提出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地军队的工作。
1935年1月31日，在白岔庙，由刘志丹和陕北特委等主持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师政委；贺晋年任第一团团长，马佩助任团政委。同时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等为副主席。
1935年2月5日，陕甘。陕北两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圪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二十六、二十七军和陕甘、陕北两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并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任书记。2月21日，谢子长不幸去世，高岗接任西北军委副主席。
1935年4月，国民党又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共四、五万人，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尚未连通，敌我力量悬殊。在紧急情况下，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经过半个多月协同作战，连连获胜，5月1日，两军在白岔庙会师。至6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从此，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发展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数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陕北、陕甘一片红。
1954年，高岗反省这段斗争时说：“过去，总是不认为陕甘根据地的成就是党的领导，许多干部的创造，而是挂在自己的帐上。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他们在山里搞，各方面都不成熟，只搞了一个根据地。我提出“狡兔三窟”，搞了照金、南梁、陕北三个游击根据地，觉得关键时候恢复了党、军队和根据地，自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这本来是集体领导和人民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的。但自己念念不忘，我曾说：‘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把自己估计高了，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了。”
（三）错误“肃反”和中央营救
1935年7月，敌人又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军队十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在这紧急时刻，朱理治、聂鸿钧等组成的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北。他们置敌人的重兵“围剿”于不顾，却以自己的同志为敌，急不可耐地先夺权，后“肃反”，几乎断送陕北红军和苏区。
1935年7月15日，朱理治、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指示信，【注11 北方局的五封信，即1934年7月13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11月9日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1935年4月5日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给陕甘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1935年5月10日机密指示。】并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说什么“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要求西北党“迅速创造一块包括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已退出该苏区）的根据地”；“打通新疆、内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为了清除不同意见，还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当时，刘志丹、高岗等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率领红军主力于7月下旬至8月中旬，消灭了绥德境内的晋军两个团，迫使晋军仓皇逃回山西；红军乘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土地。然后回师延川文安驿休整，紧张地准备南线作战。
这时，朱理治河郭洪涛赶到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信和永坪会议决议，号召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右倾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并要改组领导班子。
刘志丹等广大指战员认为大敌当前，当务之急是反“围剿”，而不是搞什么“反右倾斗争”！朱理治等未能得逞，只得回去酝酿更为残酷的斗争。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鄂豫陕苏区的红25军，经过长途转战到达陕北，三军会师，军民欢腾。
第二天，9月17日，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研究会师后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问题。他们利用红二十五军远道而来不了解情况之机，操纵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自任书记，原西北工委成员一个都不保留；2、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的戴季英为保卫局长兼参谋长；3、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
1953年10月初，新组建的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全歼东北军一一零师。战斗中，高岗亲临战场，赤膊上阵杀敌，给战士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陕北苏区扩大为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南北长两千余里，东西宽一千多里的广大地区。红军发展到近五千人，游击队四千多人，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这时，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机关从永坪镇转移到瓦窑堡。
当时的情况很不正常。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一方面是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捷报频传；另一方面是朱理治等人在背后捅刀。正当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针对陕甘苏区党和红军的一场最黑暗、最残酷的党内斗争——“肃反”开始了。
1935年10月4日，聂洪钧传令徐海东：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杨森等人。徐海东怕发生意外，并且他从缴获的敌人电报中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甘肃静宁，有来陕甘的迹象。因此他没敢轻举妄动，表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
但朱理治等人却急不可待地要抢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解决问题，一计不成，又派程子华到前方，程也没敢下手。后来只得以“调工作”。“开会”为名，分别秘密诱捕刘、高等人；继而又扣押了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甚至连警卫员也不放过。
保卫局长戴季英心怀鬼胎，怕被捕的同志在转移途中被群众认出，竟把他们打扮成俘虏，用白布袋套头，只挖两个洞露出眼睛（颇像三K党）；脚戴重镣手上铐，或用麻绳捆成一串，引来群众围观，都说是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对他们吐口水，扔石块，百般嘲弄。
被捕的同志被关进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受尽折磨，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杀掉。在高岗他们牢房的后院，挖了一个大坑，随时准备活埋“犯人”。高岗编了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卦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为此又招来毒打。
这次错误的“肃反”造成陕北党内最大的冤案，并给西北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期间有二百多名党的干部被杀害；使苏区群众对红二十五军丧失信任，说他们是假红军，见了就逃避；也使各部队之间互相猜疑戒备，甚至发生冲突；部队开小差的增多了，不仅战士逃跑，干部也逃跑，甚至有乘机叛乱的。地方干部怕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了，就逃上山……敌人则乘机反扑，夺回他们的地盘；地主豪绅也疯狂反攻。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正当陕甘苏区党和红军被“左”倾路线整得七死八活，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下旬，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还是在1935年9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出草原打下腊子口后，看到敌人报纸上关于“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立即交给中央。当时红军正不知向何处去，有人提出向宁夏—内蒙—甘肃方向去，打通国际通道。发现陕北有红军和苏区，毛泽东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