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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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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2月1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月2日,农历春节)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17 《尤金日记》,1954年2月23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18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19 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20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年2月13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20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30~133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年1月24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希望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作出深刻检讨。然而,他认为自己只有错误,没有“罪行”,无论怎样深刻检讨,也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要造反”的高度。
在此期间,高岗曾给陈云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场。
随着会期日近,高岗的心情也日益烦躁不安。他认为刘少奇不会放过他,而且很可能在会上逮捕他(从1954年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看,高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对陈云说,他准备去见任弼时(1951年去世)了;并偷偷把20粒安眠药“速可眠”胶囊缝在毛裤裆里,幸被李力群及时发现。
他很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决定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清楚一切,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企望得到理解,消除误解和怀疑。
1954年2月2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高岗把赵家梁叫到起居室。
“赵秘书,你坐!”说着,他自己也在赵家梁身边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帮我写封信,我说,你记下,先空着抬头和落款,不要写是给谁的和谁写的。”
他停下来,又是老半天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这件事,这信的内容,是极机密极机密的,你要以党籍保证,绝不能泄露出去。”
高岗的态度十分严肃,声音低沉缓慢,给人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赵家梁从未见过他这样,深为吃惊,当即点头表示保证绝不泄露。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21 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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