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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也不过是“人存政兴”，“人亡政息”。
中国共产党人固然要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后继无人、“人亡政息”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全党上下一致的，虽然各解放区长期处于分散割据的局面，也造成一些分散主义，但并不影响解放全国的大局。那么现在呢？
毛泽东认为，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地方又，中央也有，而且建国以后还有所抬头。地方的分散主义来自各路“诸侯”（大区）；那么，中央的分散主义来自哪里？
当初，是他把刘少奇推上了自己助手的岗位。然而，“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刘少奇的一些表现不能令他满意。这几年，刘少奇经常未经中央研究同意，就擅自发表讲话，发表文章，甚至连一些中央文件都不经过他看，就发出去了。 【注1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中有些未必是代表中央的，或代表他毛泽东的意见。
还有周恩来。毛泽东曾对人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现在，政府部门又成立什么党的总干事会， 【注2 1950年1月9日，政务院成立中共党组总干事会，周恩来任书记。】他要干什么？
一种“有人想要脱离中央领导”的预感令他不安。
地方的情况也令他担忧。过去的19个解放区，犹如19个山头，19路诸侯。如今是六个大区，哪一个不听指挥都会出问题。新中国会不会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呢？现在还很难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的经验不可忘记，昔日诸侯称雄天下，天子徒有其名的故事屡见不鲜。如今，有防患于未然，他不能做那被架空了的荣誉领袖，不能任由分散主义泛滥。
关键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步调。不允许自立门户，各行其事。
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喘息未定，又被卷入了朝鲜战争。那时毛泽东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可是他何曾有一时忘怀！
1952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恢复时期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来到，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势在必行。
一、五马进京
1952年9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和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以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准备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进京的五个大区书记（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中，高岗的职位最高。董必武赞叹道：“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呀！”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一是把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其二是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人们戏称其为“经济内阁”。党中央接受毛泽东亲自点将，由高岗出任计委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计委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这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包括11位中央委员（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 【注3 ＇这些委员的职位不全抵御计委副主席，他们大部分属于顾问性质，如前十名，都在中央另有职务，不到计委办公。这些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主要职务是：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书记等；邓子恢，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二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李富春，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习仲勋，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二书记；刘澜涛，中央候补委员，华北局副书记。】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心，也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计委是何等重视。
毛泽东的这一招，可谓一石三鸟，用心良苦。他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不：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确实是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担任计委主席，主掌“经济内阁”，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恩来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财经委员会 【注4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因陈云长期生病，实际上是薄一波主持财经委的工作。】薄一波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是制约、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权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1980年3月，邓小平所说：“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第三，毛泽东把各大区首领都调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随时观其动向，防其不轨。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也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于未然之举。虽然高岗也在被削弱的“诸侯之列，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主要担心的还不是高岗。高岗到中央工作，在东北的原职务不变。这既可使高岗放心地接受新使命，也表明毛泽东对高岗的格外倚重。
然而，高岗对这一任命并不领情，他不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牢记着1949年毛泽东对他嘱托，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办好，吧东北建设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为毛泽东争气，为自己添彩。眼下，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虽然这样想，但他不能拒绝，否则，人家会说他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了。
开罢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岗即回东北。他要交代工作，还要参加195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东北工业生产会议，迟迟没有到京赴任。
毛泽东对高岗来京工作，比其本人更为急切。
1952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中央工作。9月23日、25日又连发两次电报，催促高岗速速来京。在25日的电报中，他特意问高岗何日来京，以及到京的具体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可见毛泽东简直有些不急不可待了。
相比之下，高岗对于到中央工作，心里似乎总有些矛盾和不安。他没有再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中央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很熟悉。在收到毛泽东25日电报的第二天，他对两位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这既是对秘书们的嘱咐，也是对自己的告诫和约束，他戏称之为“约法三章”。他在反省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来北京后，下决心三不：不写文章，不做报告，搞少补搞多。管多了容易出差错，怕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抓自己的小辩子。先把自己的事搞好，认为要搞，就绝不落人之后，有表现自己的思想。”可见他当时的心态是要好好工作，而不是要夺权。
1952年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每天上午或召开会议布置组建计委的各项事务，或接待来访者；下午到中南海开会，或到一些同志家里去串门、熟悉情况；晚上有时参加中南海举行的晚会，既是休息，又可与中央各方人物进行交流。吃饭时间或上班途中，听秘书汇报，并交代当天要办的事。
当时，高岗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他用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战友，如林彪、罗荣桓、陈云、彭德怀等，一来是叙旧，二来是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也有不少人来访，如邓子恢、李立三、陈正人、黄克诚，以及在西北一起工作的同志。通常，他不出迎来访者，但邓子恢却是个例外。那天，高岗特意叫秘书到门口去迎候。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他对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