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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如山啊！我们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其实，那次弟媳的弟弟用铁掀拍邻居家女婿的时候，邻居家女婿只是流了一些血，而且过后看着也好好的，他还到他的丈母娘家里来帮寡妇老太太卸了一次煤，从山坡下面一筐子一筐子的挑进他的丈母娘的院子里，高高地堆在墙角，足够丈母娘烧一个冬天了。
他的小女婿第二次领着一群人冲进我弟弟家里时，他冲锋在前，一马当先，后来知道用刀砍我的人就是他。
他那么健壮，那么正常， 怎么会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可怕的伤呢？还是什么脑神经受损？
这次打架，是他们家主动挑起的，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一点防备也没有，他们人又多，围着我弟弟乱打，我的弟弟伤得很惨，他被几个小伙子打得头破血流，鼻子和脸都被踢裂了，后来各缝了七针，也留下了三道所谓几厘米长，几厘米宽的口子。
因为打斗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太大，我们家当时在现场的唯一成年男子就是我的弟弟，余者全为老弱病残。父亲和我都受了伤，我的脊背的白色衬衣都被砍烂了。
父亲在派出所来了人那些小伙子们仓惶逃走以后，和弟弟一起到附近的一个诊所缝了几针就回来了。诊所医生说让父亲和弟弟再到大医院详细看看，父亲怕花钱，就没有去。我因为不能走路就自己在家里让弟媳给我的伤口上洒了一些云南白药。得益于父亲当时的保护，我的伤口不是很深，只是往外渗血，被一层白药糊上以后，也就慢慢地不渗了。
虽然，父亲的手指后来落下了残疾，我们家人真正受了伤，但却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法医鉴定，要去打官司，想到上一次弟媳的弟弟拍了人家女婿的头，人家报复一下，两家扯平了也就算了。
东西被砸坏了，房顶也被那个瘦猴子的人连踩带揭地漏了雨。后来弟弟上房顶去修了两回，苫上牛毛毡，又到处去买市场上已找不见影的老式小青瓦，把碎瓦换掉，又糊上和着麦秸杆的泥，折腾了好半天，才算把小屋子修好。
弟弟和弟媳一开始咽不下这口气，我劝他们说，咱们这次吃了点亏，让他们家出口气，就算扯平了，他们家以后也就不会再找咱家的事了，咱也不要再去生事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远亲不如近邻。
可是，哪里想到，我家不去生事，邻居家却硬是要生事。
邻居先是告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小崔来了好几次，一会叫弟弟去，一会又叫弟媳去，最后还叫我也去。我走不成路，小崔就和另外一个人到弟弟家来录口供。我录了口供，还按了手印。
小崔还到别的邻居家去调查，有向着我弟弟家的，也有向着寡妇老太太家的。也有想看笑话，坐山观虎斗的。
有一些人，故意夸大其词，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异常严重 。
当时打架是在我弟弟家的窑洞里，邻居女婿率领的几个人突如其来冲进我弟弟家里，邻居不一定能注意到。打斗现场邻居也根本看不到，可是，偏有人活灵活现地说看见了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人人手里提着一根钢筋棍，劈头盖脸地打。还有人说看见我弟媳用一把剪刀朝一个人的生殖器上扎了下去。
还有一个坏女人，他的几个孩子都不争气，儿子擅长打群架，劳改了几回，她的三个闺女，一个挑三拣四，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是矿区的有名的老姑娘，另一个姑娘个子很矮，但承袭着她母亲的脾性，非常得骄横跋扈，结果在和一群社会闲皮喝酒的时候，被人用脾酒瓶划破了脸毁了容，后来说是花了很多的钱整了好几次容，最终却去当了小姐。三闺女跟着一个男人吸毒，后来莫名其妙地死去。
这个女人的男人过去在矿上当过所谓的“小头头”，文革时擂大鼓是一把好手，擂鼓擂得震天响，盖过喊口号的人群，他的名字原本叫做“邓登发，”他于是被称为“咚咚发”。她本人也不是一般的没文化的家属，她还曾是矿上的一个正式工，在行政科工作过，管着全矿职工领木料了，领煤票了等一些有权的事情。
她有一个外号叫“黑牡丹。”想必她年轻时也算是有一些姿色的。所以她怎么能看得起那些黑嘛咕咚的矿工和他们的窝窝囊囊的家属呢？她鹤立在矿区，自认为是一只金凤凰，所以她一惯比较跋扈，对她周围的那些老实的矿工和没文化的家属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嗤之以鼻。
后来，她分了一套矿上的新楼房，她不住的窑洞分给了一位矿工，她搬到高楼大厦以后，还把她窑洞前用矿上的砖和木料盖的一间小房子高价卖给了这位矿工，不然的话她就不腾窑洞。矿工屈辱地答应了她的条件，掏钱买了那间小房子。
就这样，她仍不知足，窑洞对面的另一间小房子，她到底没有腾出来，她住进了好房子，却把她家的杂物留在那个小房子里，当作她的库房。这位矿工找过矿上行政科，希望矿上能帮助要回这间小房子，行政科的人说：“能给你分房子，让你好赖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球事还这么多！”结果，那间小房子，就被那个坏女人一直霸占着。
这个坏女人，对于我的没有“脸面”的父亲和母亲居然一口气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的事实非常地不理解，也非常地不服气。
相对于她家的每况愈下，而我们家却在蒸蒸日上，她的心理极度失衡，她从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嫉妒。相信这种嫉妒之心对她也是一种折磨，因为她见了我的父亲母亲以后，总是冷眼相向，有时还有意没意地吐口痰。
而我的父亲却喜欢在邻居面前炫耀他的孩子。
当他从矿务局中学领回我小弟弟的“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他从一上坡就开始在手里举着那个大红的录取通知书，故意地找人搭话，“老闫，弄啥去，到灰堆坡买菜去了？”“嗯，买菜去了。”不等人家问他干啥去了，他就主动跟人家说，“我刚从俺卫东学校回来，俺家卫东考上西北工业大学了，看，通知书都拿回来了。”
那一天，父亲不急着回家，站在半山坡上就等着跟人搭话，跟人炫耀。
后来，我小弟弟一出门，父亲就追出门外，对着门外大声喊：“可别走远了，早点回来，过两天就要走了，还要收拾东西哩。”
父亲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就是要让邻居们听见。
父亲这样的节目演了好多遍，结果就惹起了那个坏女人的不高兴。
父亲一生受压迫，用父亲的话说是下了一辈子几十丈深的井，光他亲手背出来的死人都有好几十个。他在井下掘进队工作，手端沉重的冲击钻，突突突地朝坚硬的煤壁上打去，别说是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冒顶，光是那冲气钻的巨大震动，让他的胸口都无法承受，他的胸被震得生疼。后来， 医生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心脏病，矿医院的几个医生都说他活不了多久了。哪里能想到他还能有今天，能有今天的这么样的扬眉吐气。他能不高兴吗？能不激动吗？能不一见人就想拉住去说，去炫耀吗？
那个曾经的“黑牡丹，” 不愿意让父亲这样的矿工高兴一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这个坏女人经常对人说：“看老殷那球式子，烧包成啥了，他有啥球本事，还不是靠他的几个娃子，就凭他，哼！”
这回，听说我家出了事情，这个坏女人总算找到泄愤的机会了，看热闹看笑话的机会了。
她装着到她那间没有腾出的小屋子里拿东西或者放东西而过来过去的，她煽动邻居的寡妇老太太，好好收拾收拾我父亲，她对寡妇老太太说：“这回要整就把他彻底整到，叫他老殷嚣张，叫他仗着他的娃子们嚣张， 大学生咋了，有啥了不起，没见过，成天挂在嘴上，哼，不整到他，你跟他当邻居，一天好日子也过不成。”
坏女人跟寡妇老太太过去也有间隙和矛盾，坏女人当然也看不起这个可怜的寡妇老太太，但自从出了这事后，她却一趟一趟地出入寡妇老太太的家里。
不知道邻居的老太太有没有受这个坏女人话的影响，而要执意地跟我们家结怨。
姐姐为此事跑了好多趟派出所，后来，又找到派出所所长的家里，当面给他陈述事情的原委。那个派出所的所长只有三十多岁，城府却还挺深的，不管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吭声，只是面无表情地听。搞得人莫名其妙，不得要领，心里愈发的惴惴不安。
姐夫和姐姐还一起去找了姐夫同学的哥哥，一个在另一个区的公安局开小车的人。那个人答应给问一问，问了之后那人透露说派出所向着邻居家，不向你们家。
怎么办？
“怪不得派出所所长的态度凉冰冰的。”姐姐说。
“现在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