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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稻粱之谋”与网络文化的拷量
“日常生活现实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一个审美化的虚构化的过程，它使艺术虚构相形见拙，并且它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虚构。当代生活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鲍德里亚还认为物品只要被消费首先要成为符号，只有符号化的产品，例如为广告所描绘，为媒体所推崇，成为一种时尚，为人们所理解，才能成为消费品。显然，在他看来，视觉符号构成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视觉符号构造了消费社会的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某种特征，在后现代社会视觉符号帝国急剧扩张的时代，日常生活形式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人们是如此深刻地为媒介，尤其是视觉媒介所控制，不管是单向度的接受还是有机的抵抗，都无法拒绝符号对当代生活的有效的支配。”（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由于语言文化试图规避符号文化区域的包围，希望成为独立的存在单元，因而当我们在讨论语境与人类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势必引发文化本位的争执。中国文化的长期西化，使中国文化有陷入“失语”的困境之嫌。目前，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根据“失语症”衍发自觉“拯救”中国文学理论的良好愿望，并让中国古典文化的汪洋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理论学的行动指南。而对这样一个学术困境，学者忽然想起古代文论，文字语义和更为具体的诗学比较都应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很快一批论著就从他们笔下产生。学者们急切想从古代文论的遗产中发掘理论资源，希望以某种带有本土化和民族化色彩的文论素材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于是“转换”的口号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在古代文论的基础上转换、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似乎成了学术界一致瞩目的充满光明前景的康庄大道。而古代文论界也像一个僻远乡村突然因古迹成为旅游胜地，全村都兴奋起来一样，热烈欢呼“转换”的口号，希望藉此激活走向僵化和停滞的古代文论研究。”（《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蒋寅）
稻粱，衣食住行生存必需品。以文为谋取生存之道，乃文化人天经地仪之途。为文为师，以学治学，均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辨别和探究。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化学者不管如何努力，中国文化理论的总体方向并未脱离“稻粱之谋”的怪异文化圈——小我、粗糙、单一、个体化、边缘化等。显然，“稻粱之谋”并不能成为文化的最终意义所在。文化的谋略并不是让大批理论学者必须通过文本的对接或转换，从而了解中国文化文本思想意义所带来的人类性格特征与社会环境的相互衬映关系；亦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文本审视，而应该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整合来完成。这个系统工程所引发的文化体位拷量绝非一日之功也非个体所能掌控的。所以，对于个体的研究成就，我们可看作对文化的锁链某个环节的工匠的绝活。
再看，研究过程中的审视（内在与外在）其实也属视觉文化的范畴。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就意味着它的变革时代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当我们在运用智识进行文化语境描述时，无法排除类似“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三教合流”、“情景交融”之类的词出现在思想教义中，这种依附着庞大语境意义的词汇因其过于复杂，从而造成了公众理解力的衰弱。同时，由于公众理解力的强弱才是判断广义上人类智识进化的标志，所以网络文化因其“单基因并易于传播”的性格特征而崛起，很快就混淆了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努力。
这是对人类文化从视觉上的最重大的一场革命。原因却是：文化的“稻粱之谋”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进程中的欲望。
三、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或零下四十度”
中国文化一直存在一个研究向度。深或浅、浊与清、广与狭、轻与重等，长期成为文化研究的诱因。的确，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命题始终都处在不断的解释中，古代文论的承传和接受史也就是它的解释史而不是文论创造史。每一次解释都是传统话语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形成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历史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每一段河道的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起承转合来说吧，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人们对它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文本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蒋寅语）由于受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困囿，文论研究者更多地体察到文本所赋予人类的深刻性和世界价值观。但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文本之外的感悟与经验总结则大于人类智识理解和沉淀。不同的理论流向，使文本不断产生虚无与空洞之内的讨论，让文本在历史的语境中失去了方向感，从而过多地依赖人类共识。而，不幸的是：人类体察虚无与空洞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瞎子摸象的情况比比皆是：“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怎能把握概念和命题的基本内涵？只会以为古人使用概念随意，缺少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最终对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和价值取向作出轻率和肤浅的论断。”（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在此，笔者提出另一可供商榷的研讨课题：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与“零下四十度”。权作抛砖。
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是指：文本意义及朝向被国内文化研究者简单体察与感悟；中国文化的零下四十度是指：中国文化文本意义及朝向被外来文化研究者简单体察与感悟。
期望给饱受“稻粱之谋”损害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瘦削的面庞刮来清新的世纪之风，这风，是来自中国文化的深谷。
它渴望传播。
2004/11/23于深圳退笔堂
第七篇：从激流岛到文化的地下宫殿
第七篇：从激流岛到文化的地下宫殿
从激流岛到文化的地下宫殿
文/烽烟
苦难于脚步声中忙碌
无限之上的云朵
颤抖什么？
我想你结痂后的微笑
腌制雨声
纵然来日不多——
烽烟《某些苦难可以让你想起什么》
诗人是什么人？诗歌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此时想到激流岛以及一位已经故去十多年的诗人？从城市的钢铁森林走出去的优秀诗人，他们是否如我卑微的灯下的影子一般仰望苍穹？那些痛苦的经历是否还在持续寻找梦中的神迹？
秋天只是侧了侧身，冬天的一大片空白中寂静就出现了。
《幻灭激流岛》摆在殡仪馆外。象一具受到重创的临死的肉体。告诉我们，诗人就陈列在人类的幸与不幸之间，僵硬地生活。满怀对人类的祝福以及谴责，像一位忧郁歌手，向茫茫宇宙和未知的主宰倾诉人的苦难、无奈和希冀。顾城所遭遇的生活与感情双重磨难，是诗人在当代存在的普遍性遭遇。正因这种普遍性，从而引发了诗界瞻望的愿望。精神上的神迹循寻与诗歌的宠爱，使顾城成为一位试图把天堂拉近地面的人。他的每一篇作品、每一首诗，都是对世俗人生的精神超拔，当然也是向危险边界的又一次冲锋。在真正的诗人那里，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感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