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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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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的声明一天比一天强硬和无礼。有人问:应如何对待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决议?他回答说,这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之不承担任何义务。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任命了参加立陶宛与苏联两国间谈判的全权代表。几天后,兰德斯别尔基斯致信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日决议的态度。信中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该共和国居民的公民权利问题,一切将按国际标准和规则办理。那么,这个声明——不仅在立陶宛,也包括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其他主权国家——又信守得如何呢?后面我还要讲。该共和国的领导实际上是拒绝了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
    立陶宛新领导在该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行动愈演愈烈。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消息。1990年3月,任命了立陶宛银行行长,决定该行有国家货币发行权。在一个具有统一经济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行动。为走出这一步,立陶宛早在上述种种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就开始作准备。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的领导人签订了三国经济独立后银行业务与货币体系协定。可悲的是这个文件竟然由苏联外经银行和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签了字。此事不仅使两家有名望的全苏金融机构声誉蒙污,同时也是我的政府犯下了过错。政府未能否决该文件,也没有追究银行领导的行政责任。在立陶宛境内有150多家苏联国有直属企业。这一年3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了它们的新地位。这些企业改变了法定归属地位,被纳入由立陶宛共和国控制的序列。这一来,它们的经理厂长将不再由全苏任命,而是改由该共和国的相应机关任命了。
    将企业由全苏辖属转变为由共和国当局管辖的“宝贵经验”带有传染性。1990年夏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掌权之后,立即也如法炮制。更有甚者,他居然免除了企业的税赋。不过,看来似乎都是跟一个师傅学出来的,那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人。
    现在可以再说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一般说来,这些人都是些业务修养很差的贪婪无耻之徒,民族主义的情绪很严重。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正派人格,很快就忘记了大家曾共同生活在一个使他们摆脱了贫困的多民族大家庭,曾围坐在一张桌旁吃喝,同在一起学习,同在一道发展文化等等。俄罗斯与他们平等分享各种资源,有时甚至还要让那些身处遥远腹地的俄罗斯人吃点儿亏。
    最令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曾经为这片土地而战,无数自己的战友长眠在这里,可是现在,这些人却忽然变成了“侵略者”。上了年纪的人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战后他们在废墟上建成了一座座共和国的城市,亲手建造了工厂,可如今又怎么会变成了“占领者”?很多的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也包括居住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些主权国家的日子将不会过得很滋润,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表示自己持客观态度,曾经支持了这些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
    然而,立陶宛的局势正在继续白热化。看到立陶宛社会的骚动和对立后,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了《立陶宛人要和睦相处》的呼吁书。这个文件很有意思,但生活表明它说的全是假话。它劝人们忘掉旧恨,宽恕所有的人,“甚至那些说谎犯罪,不能自拔的人和做过奸细的人”,尽管“复兴之路”并不是他们的希望。这位议会首脑号召说:“独立不是进行严酷审判的日子,并不想进行盲目的报复。把自己的亲人按档案分成‘好人’和‘坏人’,或按党派民族来划杠,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过了10天,1990年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这项命令授权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护法机关和地方政权保障苏联公民在立陶宛境内的安全和权利,而边防部门、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要保证外国公民在进入该共和国和在该共和国居住时遵守秩序。从那时起许多年已经过去,现在重读这份文件,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里面说了那么多关于猎枪的问题,但却一点没有提到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比如“统一”运动成员在该国受到的迫害?
    立陶宛对这个命令根本不予理会。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试图阻止他们作出反苏决定,但都或是遭到坚决抵制,或是干脆置之不理。
    苏联领导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又是下命令,又是作决定,得到的回应不是直接反对,就是公然遭到藐视。到了4月,中央总算彻底明白: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让那些胆大妄为的政客们有所感觉才行。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立陶宛共和国领导提出严重警告。
    为此,准备了一封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信。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上出现过一些报道,说这封严厉的信出自“保守分子”雷日科夫和马斯留科夫之手,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他们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才签署的。不错,文件是我和马斯留科夫起草的,但戈尔巴乔夫也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而且只是经他最后定稿之后,才于1990年4月14—15日在报上发表。我手中还保存着信件的底稿,上面有总统亲自作出的重大修改。考虑到这份文件不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应,我将它的全文引述如下:

    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者以违法手段人为制造的共和国局势,在联盟国家已成为越来越无法解开的死结,正走向政治死胡同的绝路。尽管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已采取了建设性的和周密权衡的措施,以设法将加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纳入宪法轨道,但该共和国领导仍不断采取新的法律行动,通过决议,致使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苏联整体处于对立的地位。例如,4月5日颁布了《立陶宛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法》,对愿意遵守苏联宪法和法规生活和工作的苏联公民加以歧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在该共和国停止招募公民服兵役的决定,是一起严重违反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的事件。该共和国当局还违抗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苏联共产党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财产的办法》的决定,试图以违法手段侵吞上述财产。
    类似的行动不胜枚举,今后决不能容忍。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定,破坏我国正在开展的民主进程,对苏联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其他加盟共和国方面会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当立陶宛领导机构继续不断违反宪法,藐视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全国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像以前一样,不顾自己的需求向立陶宛供应产品?
    局势既已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提出以下警告:
    如果两天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不撤销上列决定,将下令停止由其他加盟共和国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销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的产品。
    我们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采取上述措施的地步,但现在一切完全取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
    同时还要再次强调,我们等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以恢复 1990年3月10日以前共和国的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立即着手处理其他一切问题。

    1990年4月 1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签署了这份文件。
    在那些年以及嗣后的许多年,人们在指责我们时总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一步?现在我的回答和当年的回答一样:是由于立陶宛当局不负责任的举动,才导致把这些无可避免的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可能会给立陶宛居民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困难。我国领导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进行劝诫和呼吁,出于对苏联各族人民未来的担心,也是为了保护其他加盟共和国免受立陶宛政治和经济混乱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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