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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舅舅的真实姓名，彭泗海。
现在，我们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姓名。知道的人，没有人不对他肃然起敬。
那时，娅雯还不明白，究竟商人革命者和瞎子舅舅是什么关系。那时的上下级关系，很难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泾渭分明。白色恐怖时期，他们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失。他们之间的联系往来，会因残酷斗争和随时都有坐牢杀头危险的可能，变得飘忽不定。那是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的岁月。直接到梅花山公馆向商人革命者汇报工作的，只有后来成为可耻叛徒的谭纪年。纪年那时已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子，浓黑的眉头下，眼睛亮亮的，面容清癯，动作干练，套上学生装像知识分子。对襟汗衣穿在身上，扛了扁担，就是活脱脱一个码头工人。系了白色围腰，他就是牛奶场老板。他真实的身份，是华生洋行职员。每个身份对他来说，都不十分确切。他还曾经是学园艺的农大学生。只读了一年，抗战爆发，根据地下党指示，立即隐瞒地下党身份，投入全民抗战。有资料记载，他到过延安，在那里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七大”会议，说不定还是中央委员。这些资料，后来，子庄和倩雯为构思创作电影剧本《云雨江南》时，没有在这座城市档案馆里的“大叛徒”档案中查到。查阅党的“七大”中央委员名单，并没有谭纪年。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他担任过这座城市的地下党市委书记。那时，这朵医学院校花，还是江边县城女子中学读书的小姑娘，她当然不清楚瞎子舅舅把纪年带出去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到华北，下云南，都是去发展地下党支部，或特支，或交代临时工委布置的急迫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他又一次被派回这座城市里来，从事工运农运学运。办地下刊物，油印报纸，宣传革命道理。因为瞎子舅舅、纪年和她都来自大江南岸的江边县城，而且是转弯抹角的亲戚，他们自然相认，并把她发展成地下党外围组织“励志读书社”的一员。她和商人革命者在那座公馆，地下党秘密临时首脑机关从事地下活动，领导农民暴动的时候，有着一部好看络腮胡的洋行职员，纪年表哥，偶尔也戴着鸭舌帽，来找商人革命者汇报工作，接受任务。他们汇报工作的时候，她总是自觉地走开。佯装南洋商人小夫人，工作配合协调的娅雯，一点也没有想到洋行职员，后来会成了她的上级和“丈夫”。她发现从小就认识，也可以说是把她引上革命道路的表哥纪年，望着她的眼睛背后，有种说不出来的味，羡慕，还是嫉妒，她分不清楚。更多时候，当着商人革命者的面，纪年总是称赞她，鼓励她，好好在这里工作，在首长面前学习成长，进步肯定快些。纪年那沉稳的目光，谈起工作来充满的激情，透过暗夜的灯火，映照在她身上脸上。那时，她和商人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公开。开初那些天，他们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感情，那是组织的安排，即使有感情，也不可能表露。战争年代的萍水相逢，很难说有什么结局。未来生活中，还有许多种结局可能发生。瞎子舅舅和纪年表哥的关系，倒十分密切。瞎子舅舅，高个，干瘦。纪年有颗壮硕的头颅，中等个，微胖，他们像亲叔侄亲兄弟，在枪林弹雨中，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一起躲过敌人的追捕，在红池坝和她老家父亲开的盐场里，一起流血流汗。他们在盐场工棚里，学习早年红军留下来的党的经典著作，通过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前线胜利的消息，那是他们和时代血肉相连的人生岁月。茶楼酒店小旅馆，宪兵特务兵分三路，向他们围堵过来，他们迅速化装成收购桐油的商人，一老一少，挑着箩筐，慢悠悠走过这座城市的潮湿小巷，爬坡下坎，进入另一江边小屋。那是又一处红色据点。那里掩藏着运往深山举行起义暴动的武器弹药。深夜，他们和挑夫一起，偷偷地把枪杆炸药和食盐，搬上黑暗中的小船，运送到大江下游的深山里去。那里的起义暴动，刚开始搞得如火如荼。后来因内部出现了问题，有人告密，有动摇分子，起义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胜利，就被反动派镇压在摇篮之中。他们还不完全知道，商人革命者来这座城市组织的那次暴动，究竟为了什么。有人说，他奉党内最高统帅部指示，在南方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人说，他为捞政治资本，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在延安，或华北，都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混不下去之后，偷偷跑到这座城市里来，组织地方武装暴动，争取打出一片天下，做出成绩来给那些整他的人看看，证明自己的本领。这些说法，现在本地党史研究权威撰文认为，都不十分准确。那是天翻地覆的年代，仅仅为了一座城市的变化，并不能证明什么。他们的确是一代英勇无畏的革命者。那么大个城市的地下党临时市委书记，不可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因他的到来组织的那场起义暴动，败得多惨，有没有意义，那都是当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改变整个中国那时的模样，毕竟靠了他们。他们经历的一场场战斗，是那样惊心动魄。再说，娅雯姑娘那时也看不出商人革命者，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上级，有任何违犯男女关系错误的苗头。
萍水相逢，难道仅仅是瞬间的美丽？瞬间的美丽，给人生带来的想象和遗憾，是那样漫长。漫长到她祖母生命的完结，直到地老天荒。后来，他们……小莲和子庄，第一次回到那座椅子形山岭上去的时候，她祖母梅娅雯，那个满头银发的老女人，生命已经枯萎。她那曾如此美丽顽强的生命，如一盏即将熄灭的灯。深陷的眼窝，若隐若现出最后一缕火苗，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还残留着当年萍水相逢的暖意。乡间别墅的卧房里射出的灯影，橘红中带着紫色。她祖母清楚地记得，那本《史记》的主人窗台前的那盏灯，是怎样照耀着梅花山下神秘公馆背后的梧桐树叶，洒在那条卵石堆砌的山路上。瞎子舅舅牺牲的时候，居然瞪着如炬的眼睛，眼里冒出奇光异彩，映着红崖上的白云丽日。那时，神秘公馆的灯光，照耀着那一代在黑夜里苦斗的人们，走上那条通往光明的路。她祖母对黑夜光明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青春年少时代，她读了许多书，受当时激进革命思潮的影响。她的老师，有江边县城女子中学图书管理员，还有曾留学法国的女子中学欧阳校长，她寝室里的那台肖邦牌留声机，经常播放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他们一个个在她那时的生活中亮起了明灯。后来，祖母孤苦伶仃几十年，她组织了，又破碎了家庭。坐牢批斗，贫困屈辱，没有谁给她安排工作。母子俩颠沛流离，情感的刀耕火种中求生。她始终都没有明白，当年，她周围怎么一下冒出了那么多地下党。那些表面看来毫无两样的商人革命者、瞎子舅舅和纪年表哥，心中装的事理，说出来的话，和其他人那么不一样。以至于后来，他们或走上断头台，或组织暴动牺牲，或躲过抓捕逃离这座城市，一去不回。……黑暗将尽，黎明的曙光已经升起。他们在她心灵中播下的种子，终于生根开花，摇晃在她岁月的窗前，是那盏永不熄灭的灯。在那盏灯光的引导下，她走进了地下党某某市委首脑机关。那是一个军阀专门来和小妾寻欢作乐的场所。那时，军阀的队伍，在遥远的中原战场上，为那个腐朽政权的最后挣扎，“赴汤蹈火”。商人革命者以军阀表弟的名义，来到这座城市组织武装暴动。他的任务是联系战争时期党的中枢，指导这座城市地下党市委，扩大组织，动员群众，把隐藏在大江中下游山水中松散的组织连结起来，布置任务，分散到更遥远广大的地区，壮大革命队伍，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