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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主意。张士平没有走，他对她俩说：“你们放心睡吧，我在外面站岗。”第二天早晨，她俩开门一看，张士平果真靠在屋檐下的墙脚边打着呼噜。
年终分红，张士平是全队工分最高的一个。那时候虽然工分值不了几文，但却是分配钱粮的唯一依据，张士平得的钱粮自然也是队里最多的一个。周燕红劳动了一年，不仅得不到分文，由于工分挣得少，还倒欠队里几十元的款子。当她正感到为难时，张士平居然给她垫付上了。
张士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赢得了周燕红的赞赏。她孤寂的心灵需要慰藉，娇弱的身躯需要依靠，微薄的收入需要支援……她是女人，也需要嫁人。
晚上，她与同屋的小汪商量，“这辈子怕回不了上海了。”
“是呀，叫阿拉扎根哩。”
“扎根，还不就是叫我们在农村安家。”
“安家？周姐，说实话哩，在这地方阿拉可找不着称心的人。”
“小汪，你看土平这人怎样？我想……”
“侬想作啥事体？周姐，侬想嫁把伊呀？”
“……”
“阿拉看，士平这人心眼倒蛮好的，也蛮能干，可是他没有文化，侬俩人能合得来吗？”周燕红没有回答小汪的提问，她想得很现实。什么叫合得来合不来？有文化又能怎样？都靠种地吃饭。既然叫你从城市到农村来安家扎根，你就挑一个靠得住的得了。张士平忠厚、聪明、能干，在农村也属出类拔萃的小伙子，如果自己不主动，他一旦同别人“扎根”去了，那自己今后在农村怎么办？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抓住再说吧。
周燕红2l岁那年和张士平自由恋爱结婚了，几年下来先后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那时，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她很满足，生活得也很幸福，还挺让那些单身的知青们羡慕呢。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周燕红做梦也未想到后来又刮起知青回城风，原先处在寂寞中的单身知青一夜间一个个都卷起了铺盖回到城里去了。可是她被拴住了，因为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政策上不允许走。乡里人同情她，1981年，上面分给这里一个招工指标，大家一致推荐她，让她走进了这个乡里的供销社，当上了国营商店里的一名营业员。
这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潮涨潮落，她同张士平的地位似乎拉开了距离。如果说那时她过早地结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的话，那么她现在又错上加错地选择了另一条不该走的路。
她到供销社工作不久，就同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丈夫渐渐疏远了，张士平的那些优点在她眼中倏忽间不再是优点。她是国家的人了，吃的是国家的粮，争的是国家的钱，干的是国家的活，她忽然显得高贵起来，觉得张士平是那样的愚昧、无知、蠢笨和土气。远不及本单位的同事王盛祥能说会道，善解人意，风流倜傥。她甚至爱上了这个有妇之夫。
爱，本应是崇高而又圣洁的，但有时也会被罪恶亵渎！不久，周、王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情网之中，燃烧的欲火促使他俩各自回家去闹离婚，却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俩为了达到结合的目的，又一起谋杀亲夫的计划在黑夜里悄悄地进行。
他们仔细琢磨了张士平的生活习惯。知道他爱喝两盅酒，王盛祥便搞来了纯硫酸溶于白酒中，让周燕红拿回家给张喝。
妻子主动给丈夫买酒，让张士平感动。他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妻子的体贴，她还是想着他的，夫妻间的关心，往往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细节体现出来的。然而，温柔杀手们也正是选择了男人们放松警惕和容易昏昏然的时刻为突破口的。
“士平，这酒是我们商店刚调进的，未兑水，质量上乘，我特地给你打了一斤，你喝两盅吧。”周燕红一边端上两个好菜，送上白酒，一边劝着说。
张士平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他已多日没有听见妻子这种柔声柔气的腔调了。顿时胃口大开，即使没有菜，他也能喝上半斤。
张士平拔开瓶塞准备倒酒时，不料一股极浓的异味冲进他的鼻孔，他嗅了嗅，感到不对劲，“燕红，这酒怎么有味道？”
周燕红一怔，霎时又镇定下来，说：“酒嘛，哪能没味道呢？要没味道那不成了水啦？”
“不对，我说这酒里好像不是酒味！”张士平凭他多年喝酒的经验作出了判断。
“是吗？拿来我闻闻。”周燕红一把夺走了酒瓶。她知道这酒不能再让张士平喝了，不然可要坏大事了。她装模作样地闻了一下说：“是有点什么味，明天我去商店问问怎么搞的，你还是喝你自己买的酒吧。”
张士平压根儿没有想到去和她争夺那瓶酒。如果他把洒瓶夺过来，拿去化验一下，也许可以避免他后来的一死。可是，他根本没有多这份心，他太淳朴了，他万万没想到他深爱的妻子会忍心杀害他。
周燕红和她的情夫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们知道张士平有胃病，每天都要服胃得宁胶囊。王盛祥又特意搞来一包磷化锌，让周燕红将磷化锌装进胶囊里给张士平服下。
防不胜防的张士平终于倒下了，倒在他曾经热心帮助过又倾心爱过的妻子手下，成了琅琊山脚下的一个亡灵。
王盛祥和周燕红自然成不了夫妻，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王盛祥被枪决了，周燕红因怀着身孕保住了性命。但老百姓说，这女人恩将仇报，她这条命是不该留着的，政府对她太宽大了，可是感情代替不了法律。
据调查，某监关押的74名杀害丈夫的女犯人，大多是在有了外遇之后同奸夫合谋而为之。她们的手段极其相似——由开始对丈夫不满、冷淡，变成突然间回光反照式的“关怀”，以此达到谋杀的目的。她们自作聪明，打着如意算盘，并梦想与情人重新组成新的家庭。可悲的是，十个如此作案的十个败露，没有一人能逃脱群众的眼睛和法律的惩罚。
据了解，在这74名谋杀亲夫的女犯人中，70年代犯罪的15人，80年代犯罪的57人，1990年犯罪的2人。有关资料表明，1989年后这类犯罪人数比以前下降了62．5％。究其原因，有关部门介绍说，这几年离婚率上升了。看来新颁布的婚姻法对遏制女性犯罪是不无作用的。
4 情人和孩子不可兼得
4 情人和孩子不可兼得
1978年，靳雪莲被判死缓时才24岁，如今，她仍在监狱里过着囚徒生活。
19岁那年，如花似玉的她被安庆市一家公司的采购员梁永华看上了。梁永华时年33岁，上门提亲时，靳的父母嫌他年龄太大，拒绝了这门亲事。然而靳雪莲却中了邪似的背着父母同梁私奔了。他们在梁的老家——一个乡村小镇草草结了婚，次年生下了一个男孩。时过境迁，当靳雪莲重新回到市里，她那发热的脑瓜也渐渐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无穷尽的悔恨。每当看见人家结婚，她的心头就有一种苦兮兮的感觉：看人家郎才女貌，十分般配；看人家鞭炮齐鸣，非常热闹；看人家彩灯高悬，相当排场……她觉得自己也算是一朵鲜花，可丈夫哩，黑不溜秋，个头粗矮，武大郎似的，且年龄又大，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结婚那天也冷冷清清，如被偷来的一般，倒霉透了。
既然内心深处有了这样大的变化，她同丈夫的感情也渐渐冷淡了。她整天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不让丈夫吃她烧的饭，不许丈夫上她睡的床。丈夫哩，嘿嘿笑着，没有一点火性，将就地过着这种没有温暖的家庭生活。
隔壁倪文全是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按理他可以找个更出众的姑娘，可是他偏偏看上了靳雪莲。
感情这个东西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两个当事人发热的脑袋加上发热的思维方式，局外人也难以妄加评说。而社会与人类若没有法制和理智来约束的话，一切都将会乱了套。
“……你同梁永华离婚吧，我等你4年5年都行，但我不能要你们的孩子。”在一次神魂颠倒之后，倪文全对靳雪莲说。
顿时，一种本能的母爱袭上了靳雪莲的心头，犹豫了片刻，她说：“那孩子怎么办？他才4岁，怪可怜的。”
“给梁永华。我要的是你，而不是你们的孩子。”倪文全回答得十分干脆。他同靳雪莲鬼混多日，并不是想占她的便宜，倒确是实心实意地想娶她，可孩子他认为是他们之间多余的累赘。而且那孩子总会使他想到梁永华，一个十足的矮木礅似的家伙，简直是男人中的残废。
靳雪莲理解倪文全的意思：情人——这个未来的丈夫和孩子，两者不可兼得。要倪文全就不能要孩子，要孩子也就不要再找倪文全了。多么矛盾，她简直无所适从。反反复复地权衡利弊后，最终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