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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快证明成年人的意外是有根据的。时隔不久，这些有文化的青年便被选派到各种各样非农业劳作的岗位上去了。有的当了人民公社的八大员；（即：电影，放映员，农技员，水利员，电话员，等等）而更多的则被招聘为民办教师了。
尽管“八大员”也好，民办教师也好，都是农民身份。都靠工分吃饭。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没文化的农村青年的区别就大了。他们过着一种分别隶属于回家各种事业的集体生活，每一天的工作都和报纸上，广告上的宣传有联系。而没文化的青年却仍旧跟着那些表情冷漠，幽默感极差的父辈们耕田锄地，打场滤粪！于是这两部分人的短暂结合，便迅速结束了。有文化，有“工作”的年轻人看不起没文化的年轻人。“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而后者则仇视嫉恨这些“不会种田，只会耍嘴皮子”的所谓“农民”！
这种对抗状态没来得及相持便胜败分明了。那些有文化的青年们迅速在婚姻选择，社会地位，甚至在逢节过事吃饭时所坐的位置上都明显地占有了绝对优势。比如：一帮子农民正坐着闲情，突然有一个民办教师之类的人参加进来发表议论，众人便会一下子闭上嘴洗耳恭听。而一个没有“工作”的青年这样作却是犯大忌的。轻则被人侧目，重则当众受到训斥！
这就是现实，而现实是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这两类年轻人在情感方面的对抗就结束了。文化，方明，社会地位便极迅速。地占了上风，而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则只好回过头来回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父辈靠拢了。从而认真地听取这些人的指导和教训。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对没文化的农村着年是一次致使的打击。能受到这种打击的人空前绝后。因为在这之前，农村人大家都没有文化，年轻与否是用年龄大小来判别的；而这之后随着农村人的文化程度提高。区别年轻与否的标准也与此大同小异。唯独我们这一代农村青年遇上这个极偶然的历史时期，成为一代极特殊的人们。因为：我有和返乡学生差不多的文化程度（只是比他们少参加了一些“造反”和武斗）但却处在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的社会地位上。这便使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法归类的“多余人”了。
现在想起来那段生活，我仍心有余悸。由于我天生好胜心太强。学习成绩也不错，这便使我在这二者夹缝中挣扎了好长时间。那些日子我动过的脑筋，如果有人指导的话完全可以造一个原子弹，或人工婴儿出来。环境，家庭，个人气质诸方面的因素一下子把塑造成一个心急为燎的人。使我的精神一下子处于一种欲发而不能发。欲罢不甘心的状态。形象地说，就像一张拉满了弓一样，随时都会暴发的状态——要么“弓”折，要么“箭”发！
我和有“工作”的同龄人没有对话的可能。因为他们看不起我这个没“工作”的人；我和村里的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因为他们不理解我更要命是我父亲的那个五十年代初期的“有钱人”当时不但没钱了还不会干农话！再加上他本人连续在解放战争年代给共产党当过三次兵而没留一点凭证。却在１９４７年的某一天夜里被当时正占领了县城的国民党抓去当了半个月保警队员后又被解放军收编去。却落下个国民党二等兵的可怕挡案。这在当时当地就算一个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了。文化革命一开始就管制起来了。他已被社会认定为“敌对分子”而我便天然地成了“敌对分子”的子弟了。
一个人大凡遇到不可抵御的困难时便难免脾气暴燥，找地方出气。我父亲当然也无法例外。当时他唯一可能找到出气的地方便是我和母亲了。恰好他们两人又都没有文化，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便成了他的出气筒子——父亲因处境困难动辙便打我；母亲因又要干农活，又要干家务，又要受穷，又要受父亲的气，也只好整天骂我。最后他们竟在对待我的态度上取的了统一意见。认为我是一颗灾星。理由是：我和所有的同龄人都不一样；“文，文不上；武，武不下；”是个天生的害贷！
这各看法立刻得到所有亲戚朋友的认同。他们一致认为：我这个孩子需要严加管教。那段时间里，我的伯、姑、舅等最主要的亲戚都以不同的方式劝战“收心务正”。那苦口婆心，尽心尽力的程度就像现在的人们劝说一个吸毒青年那样急切，那样真诚。
到此为止，我在社会上，村子里，家庭中，亲戚朋友的眼里都成了个“可怕的孩子。”我在人生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反而受到了全面的，立体地，全天候的围攻和咒骂，嘲笑和戏弄。种种件件令人不堪回忆，不忍复述！
就在这种特别的艰难情况下，我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立场。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坚强勇敢高瞻远瞩，而是苦于找不到改变的方向，要投降也找不到受降者。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自己的血肉和智慧冲出一条路来，争取到一个和我年龄近平常人的地位，以便勉强的活下去。
在这段时间里，我通读过毛泽东全部发表过的著作；鲁迅先生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著作。对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也不是没打过主意，而是读不懂。县文化馆的一部《资本论》我借出来三次。又原封不动地还过三次。这些东西太深奥了。书中用来作论据的东西恰是我应该找人请教论证领会，理解的东西。
这时我绝望了。就像一个打倒弹尽粮绝又无处投降的战士一样。我一下子由追求生存变成追求死亡。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平静地死去比活着不知要幸福多少倍。由于晚上集中精力看书。白天的田间劳动变到影响，我所挣的工分已降到同龄人的最低水平了。由于在劳动方面成绩欠佳。公社干部把我列入全社最难管教青年之首位。接着又因此问罪于我父亲，以为他对现实不满故意让我胡整呢。我父亲当然冤枉到捶胸跺脚的程度。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再打我了，而是和我母亲联合起来向我磕头求饶。那场景真让人肝胆俱裂，两眼喷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向二位老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我出走，二是我自杀。但这两立他们都不同意。并威胁说：“要走，先打断你的腿；要死，不许连累我们，他们还抱怨老天爷不睁眼，没让我生上个要命病一下子死了大家干净！
这倒不是二位老人心肠硬，而是他们没有办法了。据事后人们告诉我说，当时我若出走了，他们将会被怀疑为煽动我为反革命去了；而死在家里又会被看成为用儿子的性命向政府示威的反抗举动。当然还有怜子之心，那是心情平静下来后的事了。
事实证明他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就在这个消息传出去不久。公社便派人来组织村民把我父亲又批判了一个下午。同时也让我站出来作了一番自我检讨。
我作检讨了，并且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引经据典，有条不条地叙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检讨由于真诚的原因，一下子打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其中包括公社的一位领导和我父亲本人。就在我的检讨还没作到一半的时候，我父亲便失声痛哭了。他只所以哭不是认同了我的观点，而是抱怨我小小年纪宁肯吃这么大的苦头，却为何不听他的忠告呢？难道是神鬼缠身了吗？而那位公社领导却从我的检讨中听出了我对事物独特的看法和与我的学历，学龄，地位完全不相对应的学识和水平来了。是他在事后认真地找我谈了一次话。并教给我怎样正确认识社会，正确认识自己的基本方法。他还告诉我说，上面还有一条政策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类出力不好的青年人的。为：“出身不由己道理自己选”。标准的表述是：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
这次谈话不但搀救了我的性命，同时也使我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人们渐渐地承认了我自己学来的知识，开始把我当成了一个有文化的知识青年，而不仅仅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村二流子了。可惜的是这些人至今仍没有把我看成一个平常人。反而把我看成一个怪人，一个太有特点的人。这一点就连我的朋友和师长也没能避免，而他们都是一些水平极高，涵养极好，品行极端的人。这便是我引以遗憾的事，也是写这篇后记的最初动机之一。我要告诉他们，告诉亲爱的读者的是：我为什么会写小说，为什么写这样的小说的原因。这是因为我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