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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 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 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 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 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
1935年4月,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中写道:“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 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 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 很可怕的教训。”
1936年7月31日,周作人在《老人的胡闹》中写道:“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 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 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 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 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趋时,一样 的可笑。……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1936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论骂人的文章》中,针对逝世不久的鲁迅以 及整个左翼文坛,另有更加恶毒的攻击:“鄙人记性不佳,文献匮乏,愧未能详 征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说来,这个运动大约是始于成仿吾的诗坛之防御 战,……随后又听见‘剿’的口号,‘剿’的对面自然还有‘抚’,虽然这个名称没 有显明的听说过。这样,官骂便以一种新的姿态第二次出现于舞台上了。…… 相持不下,终究有个了局,如何了法其机密不能详知,大抵看《水浒传》可以知 道一点,如及时雨之率众推戴玉麒麟,归根结蒂仍是一种抚法,又是一种降 法,不过是极高妙的一种罢了。”
1944年12月,周作人在《文坛之外》中还有意思基本相同的一段话:“我有 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兼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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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罗,二不想做头目。……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 譬如不许可不做喽罗,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 ……剿如不成则改用抚,抚如不行则改用请。单只不过不肯做喽罗的人这样 也就没有话了,被人请去做个小头目也还没啥,这一场争斗成了和棋,可以就 此了结。假如头目也不愿意做,那么不能这样就算,招抚不成之后又继以攻 剿,周而复始,大有四日两头发疟子之概矣。”
五、血浓于水的藕断丝连
在几乎所有的文坛斗争中,鲁迅一直是主动进攻并且战无不胜的优胜 者,只有在与同胞兄弟周作人互不点名的话语较量中,他才委曲求全地采取 了保守退让的态势。
随着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人间世》的相继创刊,周作人式的“以自我 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小品”,一时间成为南北文坛的主旋律。强调 文艺作品的战斗性的左翼文人;是无论如何容不得这种“性灵小品”的。于是, 鲁迅在1933年8月27日奋笔写作《小品文的危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周作人、 林语堂等人:“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 谓‘极期’(!^化化)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 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 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 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一年之后的1935年4月14日,鲁迅又在《“京派”与“海派”》中,更加明确地 批判周作人说:“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 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 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 派煞尾了 ;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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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 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所谓“老京派的题签”,指的是远在北平的周作人为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 十家小品》题写的书签。在鲁迅出版于1934年12月的《准风月谈》中,共有八 篇文章涉及施蛰存劝告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且最初发表时大 都使用的是外人不知道的化名。在写作于1935年3月18日的《现代作家笔名 录序》中,周作人针锋相对地反击道:“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 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冬瓜咬不着咬瓠子的,政治方 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 的化装吓人也。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 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
既自相矛盾而又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基于政治立场展开不点名的公开 批评的同时,私下里却另有更加客观公正也更加具有人情味的相关评论。1934 年4月5日,由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在创刊号中发表了周作人的《五秩 自寿诗》,随后又接连推出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 等人的和诗。此举引起胡风等左翼文化人的极端不满,一时间酿成一场文化大 围剿。作为左翼盟主的鲁迅,反而在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表白说:“周作人自 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 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 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 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同年5月6日,鲁迅又在致杨霁云信中表白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 藏些对于现世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僚,加以吹捧太过,附和 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把这两封信编入《鲁迅书简》公开出版,周作人看到后 并不领情,反而在1937年6月3日的《桑下谈序》中写道:“三年前戏作打油诗有 云:‘且到寒斋吃苦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批评家哄哄的嚷了大半年,大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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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这其实也有我的错误,词意未免晦 涩,有人说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亦无可 言云云,鄙人不但活该,亦正是受惊若宠也。”
直到晚年,主要依赖写作与鲁迅有关的回忆文章养家糊口的周作人,才 在《知堂回想录》中重新评价了鲁迅血浓于,的关爱之情:“鲁迅平素是主张 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 〈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 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 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 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后了。当年经 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 论,胸中没有丝毫蒂介,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⑩
周作人所说的“那事件”,指的就是1923年7月的兄弟决裂,他把自己所 坚持的“不辩解”态度包装美化为对于鲁迅的“报答”,同时还进一步表白说, 自己“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 了……”
1964年10月17日,晚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