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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卷2号“通信”栏中,署名王醒侬的读者表示说:“独秀先生大鉴。前于 《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 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甲寅》杂志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世独一 无偶。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独惜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 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
2卷5号“通信”栏中,陈独秀在写给吴又陵(吴虞〉的回信中,专门谈到自 己在《甲寅》杂志担任编辑的经历:“又陵足下,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 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 兹获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 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
2卷6号“通信”栏中,正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表示说:“记 者足下。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 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 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
在3卷3号“通信”栏中,另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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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 界中当为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而秋桐先生遽以国事故,不克分身及此, 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继《甲寅》杂志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 《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但不识彼时先生 亦主任该志否。若然,则仆弃此不读而终日为无谓之欷嘘,仆之运诚啬矣。先 生之言论风采,曾于《甲寅》杂志见其一斑,其为一般人士所公认者,似不劳仆 再为赞誉。……黑海溟沉、神州梦熟、于秋桐先生外、望先生有以共拯之。”
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惠书督励,至为感愧。《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 前身,二者皆所主撰。吾国教育,方始萌芽。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 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旧文教之延续,居其十之一有五。其 真正近于欧美教育者,仅少而几于无有。甚愿国中教者学者,速速发心体会欧 美文明教育之果为何物。否即教育日渐扩张,去欧美之文明仍远也。独秀。” 在此之前,已经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还在致胡适信中介绍说: “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 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甲寅》准于二月 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⑧
这里所说的《甲寅》,已经不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的《甲寅》杂 志,而是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由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 人负责编辑的《甲寅》日刊。同年7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停 留期间读到《新青年》3卷3号,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后感想:〃《新青年》之通信栏 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 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⑨
三、《新青年》的“复活”
《甲寅》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大部分都是湖南和安徽籍人士,只是由于 章士钊的全国性影响,才俨然表现出大家风范。限于陈独秀当年的个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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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阶段的《青年杂志》几乎是安徽人的地方刊物。在有名有姓的19位作者中 间,陈独秀的文章最多,共10篇文章、4篇译文;其次是高一涵,共7篇文章、2篇 译文;再其次是易白沙,共发表5篇重要文章。其他作者包括汪叔潜0篇文 章广陈嘏〈5篇译文〉、彭德尊〔1篇文章〉、李亦民〈3篇文章、6篇“世界说苑”)、 薛琪瑛〔4篇译文广谢无量〖2首五言古诗〉、刘文典(丨篇文章、2篇译文广汝非 〈2篇译文〉、方澍0首五言古诗〕、孟明〖2篇译文〉、潘赞化〔2篇文章〉、高语罕 (淮阴钓叟,2篇文章〉、李穆0篇译文〉、谢鸿〈2篇文章〕。其中的陈独秀、高一 涵、刘文典、谢无量、易白沙,都是从《甲寅》杂志转移过来的。谢无量虽然是四 川人,但4岁时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他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期间 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长期在安徽教 育界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期曾与高一涵等人策划起义。除此之外,其他 撰稿人大都是陈独秀的亲朋好友。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与陈独秀有师友之 谊。刘叔雅(文典〉是合肥人,在安徽公学读书时接受过授业教师刘师培、陈独 秀的影响。潘赞化是桐城人,自1902年起一直是与陈独秀并肩而行的同学加 同志,1916年与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结婚时,陈独秀是唯一嘉宾。高语罕是寿县 人,清末时是陈独秀任总会长的“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的成员,后来 经陈独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并且与陈独秀一起秘密发展高一涵为中共党 员,再后来他又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人物。专门从事文学 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的兄长陈孟吉(庆元〉的长子。
《青年杂志》从2卷1号起改头换面为《新青年》,封面上开始出现“陈独秀 先生主撰”的醒目提示。此前的《社告》也被两份《通告》所替代。
通告一写道:“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 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 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 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 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写道:“本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新闻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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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问其‘主张’ ‘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即皆一 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前者以“名流”相标榜,后者以“互动”相吸弓丨,从而将杂志的“研究”性和 “新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新青年》杂志虽然不断扩大作者群,却没有改变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 性刊物的格局。直到4卷1号演变为由北京大学的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 物之后,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 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 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 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 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 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 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⑩
用“复活”来区别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 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并不是胡适的个人意见。周作人在1945年的《红楼 内外》中并不十分准确地回忆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 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 学革命的先锋。”@
1918年10月5日,直接参与《新青年》创刊及发行工作的汪孟邹,在致胡适 信中提供了更加真实的信息:“廿九号复书已悉一是,仲甫仍未来讯,盼念之 至。……《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 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 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 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 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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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印证,钱玄同此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