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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两羿人和事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 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 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 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 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 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 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 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 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 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 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 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 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 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刊载的梁 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 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 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人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 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 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
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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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 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 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 烦别人敷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 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 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 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 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 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 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 “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 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 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 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 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 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 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渐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 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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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却遇见过了 ：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 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 ‘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 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 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 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 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 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人 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 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 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 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 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 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 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 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 “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 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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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论定。比起“只往来于 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宋教仁、汪精 卫、胡汉民、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 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 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 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 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 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 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 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 话写人《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 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 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 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 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 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 ……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 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