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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11日,高一涵在致胡适信中再次通报说:“大学内部趁你不在这里, 又在兴风作波,调集一般‘护饭军’开什么会议了!结果怎样还不知道。
与此相印证,“某籍某系”的钱玄同也在1920年8月16日致周作人信中写 道:“我这个人,生平有一点僻见:就是取人重知识与思想。所以我总不赞成 ‘连络石屋山人而排斥独枯秃路’的主张。我对于独公,自然也有不满意他的 地方,而且很多,但是,他这点治学的条例,看书的眼光,却不能不佩服他。若 说美国派,纯粹美国派固亦不甚好,但总比中国派好些。专读英文,固然大偏, 然比起八股骈文的修辞学来,毕竟有用些。
这里的“石屋山人”即马叙伦(夷初广“独枯秃路”和“独公”,是对于英语 (!狀协『的音译,指的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博士学位的胡适。“连络石屋 山人而排斥独枯秃路”的,自然是同为“某籍某系”的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 马幼渔、马廉等人。1921年7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五四”运动之后北 京学界的索薪运动:“仲甫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一三孟、抚五、我^为饭碗 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 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十月十日一一国庆
56 |扎困嘴长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日。那时我在山西,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一一马叙伦等^已在进行 了。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 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权 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 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 事。……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 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信中的“仲甫”就是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 独秀,“三孟”即蒋梦麟、陶孟和、顾孟余,“抚五”即陈独秀、胡适的安徽同乡王 星拱。1934年12月19日,抄录《汤尔和日记》的胡适再一次对1919年启动的索 薪运动进行反思:
此事与我个人有点关系。十二月十三3 (星六;)之夜,北大教职员在第三 院礼堂开会,马夷初、沈士远报告为发现事与教育次长(即傅岳棻)交涉经过, 并报告联合会已决议自星期一起各校一律罢课。我那时代理教务长,起立反 对罢课,尤反对下星期一起罢课,因为“五四”、“六三”之事使上学年无考试, 现已决定下星期一补考,一切都已预备好了。若此次不举行朴考,以后永无法 补考,亦无法整理学校纪律了。
我并且声明,代表的职权,限于交涉发现,并不能代表我们决定罢课。罢 课与否,应由各校教职员决定。
于是马夷初起立,说,代表的职权既然发生问题了,代表只好辞职。于是 大众一致表决代表有代大众决定罢课之权。我只好承认失败了。我从此辞去 代理教务长之职。
从此教员罢课下去,八年夏的补考固然全免了,以后教育界就不堪问了。 当时人只知道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独秀之语、不知全 是汤尔和先生之奇计也! @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57
汤尔和在1934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中回忆说:“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 重重,均为日记所不载。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 系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 北大,尤为孑民。用胡去蔡,已见事实。但弟于罢课素不赞成。五四后留为教 长,而高师先罢教,弟大反对,因此尚与陈筱庄大闹。冬间事弟亦不以为然。此 事并不能归咎夷初,因当时人心浮动已成习惯矣。”
“傅”即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傅增湘(岳棻〉,“用胡去蔡”的“胡”即胡仁 源,“陈筱庄”即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在这次索薪运动中,同 属“某籍”的汤尔和、马叙伦一派与沈尹默一派配合默契,一致对外。沈氏三兄 弟中除沈尹默幕后操盘之外,沈士远、沈兼士都冲到了第一线。
在此后的岁月里,沈尹默投靠李石曾,从而掌握了庞大的教育文化资源。 从1926年起,由法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中法实业银行,每年拨出20 万元美金办理中法教育及慈善事业,由中、法两国代表组设“中法教育基金委 员会”负责保管和分配此款。中方代表为李石曾、沈尹默、易培基、刘锡昌、萧 瑜、萧文熙;法方代表为魏尔敦、巴尔、韩德威。与蔡元培、胡适、丁文江、蒋梦 麟等人掌握的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不同,中法庚款及中俄庚款一直处于暗箱 操作之中,从来没有公开过相关账目。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尹默先送家人南下,然后辞去北平大学校长和 孔德学校董事长的职务,移居上海环龙路,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 孔德图书馆馆长。他遗留的孔德学校董事长一职,由被他认为“宏通”、“明白” 的老友周作人接任。
汤尔和自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政治方 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主动投靠日本占领军,先后出任伪华北教育总 署督办、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0年11月7日病死之后,他所遗留的华北 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交由同为“某籍”的周作人接任。
58 |良围嘴头
|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五、蔡元培与胡适、傅斯年的良性合作
与“某籍”的汤尔和、沈尹默、周作人不同,作为英美留学生的胡适、蒋梦 麟、傅斯年、丁西林等人,与蔡元培之间从来不存在“包围”与“被包围”的人身 依附关系,而是凡事从公共利益出发的良性互动关系。
1929年12月4日,在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同时,国民政府曾任命高 鲁为教育部部长。此举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展堂〉的极力反对, 行政院长蒋介石在无法平衡派系斗争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兼任教育部部长, 并且任命李书华、陈布雷为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以第三者的眼光, 评价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一派人和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一派人 的优与劣:
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 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 (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 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 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广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广郑毓秀(上 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 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 力。吴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 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 教育行政之责任,岂不羞天下之士! ”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 由蒋公以行政院长之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 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携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 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计,凡事当 请教于吴、李、蔡诸先生,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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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⑩
关于胡适,蔡元培曾经给出的评价是:“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 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 ‘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 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 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中央研究院时期的蔡元培,确实有被人“包围”的经历,不过,“包围”蔡元 培的并不是胡适和傅斯年,而是另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