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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送到门口，心事重重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门。最后轮到大胡子，他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小李，我就要上路了，麻烦你们这多天，最后你就不要送了，保重。
我还是坚持把他送到门口，他最后朝我点了一下头，门重重地关上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清点完了他们的遗物，这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到此结束。
所长很满意，我知道他的满意是因为没出任何意外，死囚们很平静地渡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后来每次有这样的事他都要叫上我，只是不再说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了。到1976年7月底被判刑离开第二看守所时，我先后照看了四批十几个死囚，除了第一批的三个外，还有三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位是个从广西来的流窜人员，判决书上说他盗窃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决前高法来对案，案对完了他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为了求一条生路，他说他还有事情交待，来对案的法官说不用说了，已经足够了。他据此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了。他在武汉姘的一个女人，作为窝赃犯也被关了进来，此时已有了身孕，在女号放风时我见过——一个小有姿色的女人。一开始这女人坚持要留住这孩子，说要给他留个种。后来看守所和法院反复做工作，传言说是以从宽处理作为交换，这女人最后同意拿掉。这位在宣判后只是后悔自己的大意，从未后悔自己的作恶，堪称江洋大盗的老兄闻讯后竟然大哭了一场，他说他埋在外面的钱财足够他们母子过一生，为什么要同意把小孩打掉？
第二位是个绝顶聪明的同龄人，二十岁多就是七级电工，和他的表弟合伙专盗保险柜，自认技术高超，准备周全，不可能失手。谁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最后走上不归路。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一封文笔非常优美的绝命辞，饱涵着他的感悟、才情、对生的留恋和对家人的祝愿。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姨，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虽然你总在说我，但我知道，其实在你心里一直是最疼爱我的。”我帮他把信藏在被子里，我永远忘不了他就要走出这死囚号子门时，缓缓回头对我的灿然一笑，一声“我走了，保重”让我怅然若失，坐在那里好久不想说话。他和我年龄相仿，只稍稍大一点，他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琵琶，古今中外的书看了不少，对人生的很多感悟我俩竟有时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惜了，一念之差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里相识该有多好。他走后我把他的遗物用床单包好，只要他家里来拿了遗物，并拆洗了被子就一定会看到那封信。他走后的第三天，有人看见他家来人领走了那一包东西。
第三个是用小恩小惠是把邻居的四姐妹全都奸污了的老头。大姑娘是第一个受害者，当时还不满十六岁，而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以后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老四第一次时还不到十二岁，这一隐秘的过程长达好几年。最后是老大的肚子大了才东窗事发，最先发现的是他的老婆，但他并不想就此打住，老婆忍无可忍，想让派出所教育他几天，但这事一到派出所就不由她了，结果这老头走到了死囚牢房。但这些不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他是那批死囚中第一个宣判的，我把他的铺安排在我旁边，见判决书插在他上衣口袋里，就随手抽过来打开看。还没看完，我感觉这老家伙在害性命。这几个小姐妹还是花骨朵时就被他摧残了，对他有点不齿，当然是放在心里。我心里在想什么他多少有点觉察，可能是为了增加砝码，为自己赢得点什么，他好像不经意间说出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当时一惊，还怕自己是听错了，就追问了一句你说是谁的干儿子？他再次说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的感觉这有点像是天方夜谭。这会不会是胡言乱语？人到了这时候作什么样努力的都有。但万一是真的呢？好像是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周恩来在武汉和几个朋友吃饭，曾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见蒋介石的辛亥耆宿、被称为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先生作陪时带上了他。他说他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很逗人喜欢，张难先是他家的一个亲戚。席间说笑时周恩来要收这个逗人喜欢的小家伙做干儿子，张难先觉得很有面子当然同意，按湖北的习惯还搞了个仪式，他磕了头，周恩来给了见面礼。
他的叙述不像是编故事，凭这样一个老头，编故事不可能这样有鼻子有眼，并且这样合情全理，我开始相信他说的事是真的，问他这事向预审员说过没有？他说没有。这不是个小事，尽管在心里对他不能容纳，但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向看守说一下这件事。我的报告声一出口，看守还以为是发生了意外情况连急忙过来问什么事？我说××讲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然后把我听到的简略地叙述了一下。看守听后也很意外并有点紧张，问了一个我刚才问过的问题：他跟预审员说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要我帮这位写个材料。材料交上去后的第三天法院来人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号子里有人认为他有希望，但他本人好像自知罪孽深重没有作这个指望，十天后他被叫了出去，命赴黄泉。
注释：
①扁担山：武汉市最大的公共墓地。
第二十三章 九年等来的判决
1974年元旦在京山的战备监狱填了一首词，传给了几个好友。
甲寅新春赠诸君
——调寄卜算子
冰霜严寒时，孕育花满枝，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
丰年飞雪兆，甘甜困苦滋，莫道五更眸如锁，静候佳音至。
填这首词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经处在最坏的境地，只要是变，那肯定是朝好的方向变，也许是被我蒙着了，佳音来了，1974年3月8号，在京山关了三年多后所长通知我们：你们的问题要解决了，明天回武汉。话语中透露解决问题的方案极其乐观，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二天两辆车准时开出，全没有来时的那种荷枪实弹的紧张气氛，没有当兵的押送，只有两个看守和我们在一起；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饱览无边的春色，憧憬着和家人、亲友相聚的时刻。
到了武汉市第二看守所，那气氛就像第二天就要把我们给放了似的，原存在保管室的违禁物全都不收，直接让我们进了号子，看守也不管我们这两个号子，我们在里面欢歌笑语，搞起了联欢会，每人都要出节目，一首《伏尔加船夫曲》，让那深沉、激昂、乐观、向上的情感，让那向着太阳唱起歌的心灵撞击久久不能散去。王老头唱歌不怎么样，但他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那风度，那韵味，那种完全沉浸在轻盈舞步中的自我陶醉，让人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传言说要一风吹，该补工资的还要补工资。有人不是那样乐观，这多年来失望的次数太多了。就是乐观的人心里也有郁闷，水运工程学院的俞明亮说：百万雄师的人早就放完了，头头放出去个个升了官，把我们放出去补点工资还不该？就算真的补了工资，谁能补我一个青春呢？他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当时确实是要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省委书记姜一和省委组织部已经找柳英发谈过话，准备要他任团省委书记。）几天后情况好像有变，该收到保管室的东西又重新拿走，把我们这批人又打散和其它的人犯关在一起。
在二所关了三个多月后又说一时不能解决问题，于7月17号又被送回京山。在京山又关了半年后，1975年元月21号再次说要解决问题，又被送回武汉。在二所关了半年，再一次说情况有了变化，还要等。
“七五年七月十七号，还是去年的同一个日子我又回到了京山。三到京山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见我父母一面呢？”
上面是返京山后在笔记本上写的一段话。
这次只在京山呆了很短的时间，只一个来月就第三次回到了武汉，还是关在二所。此时的传闻已完全不是第一次回汉时那些让人兴奋的消息，风向变了。那首《卜算子》里面的“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成了一场梦，对我们来说应该改成“否泰互通极必反，只是梦里事”才贴切。
第一批一起去京山的难友此时放了几个，这几个本来就没什么事，更多的是判了刑。绝大多数案子都解决了，怎么就我这案子一直往后拖？传闻越来越不利，如果说第一次回来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