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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是在刘看守的反复自我炫耀中流传开的。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机会，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进了他的号子，他躺在床上不动。
我对他说，小徐，你他妈的不够意思，一个人吃独食，也不让我沾点光。
听我这样说，他从床铺上坐起来，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像生了一场大病。他说真的没想到会被换成猪食，要不然我怎么也不会吃。看来这事还在他心上压着。
我说有多大个事？有什么不得了的？就是明知是猪食吃了又怎样？如果是我，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丢人，没有谁认为你丢了什么人。要说丢人，那是他们丢人，是他们把我们整成了这样。有人就是想看你的笑话，你站起来，这事就过去了，你越把它当个事它就越能压得你透不过气。
小徐慢慢走出了阴影。
几天后刘看守蔫了，据传是内部有人对他此举提出了异议：有损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
镜头二
每次收工回来，带队的看守都要作一番训话，这次训话的是副所长，当着几十个一脸菜色的囚徒，这位副所长一脸的鄙夷、满嘴的挖苦：
现在有人故意给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抹黑，好像我们共产党什么都没有给他吃，见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人跑到粗糠房里去筛糠，把筛出的细灰拿去拌饭吃，什么意思？是向我们示威还是把自己当猪？那东西连猪都不吃，你是不是个人哪？以后发现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严加处理的，这是变相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没想到，平时看起来人模狗样，说什么自己是红卫兵小将，是读书的学生，怎么背地里尽做些猪狗不如的事。今天我不点你的名，但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大家要监督他，发现他再有这样把自己不当人、要把自己当猪的事及时向我们报告，让我们来治他。
过了两天我和这位未被公开点名的名叫大柴的难友一起拖一辆板车拉土，前面提到的小柴是他的弟弟。他是武汉市第二中学的高一学生，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平时斯斯文文的，一副书生模样。交谈中我无意中说到了那件事，并不是有心问他，我不认为那算得上一件事，更谈不上什么丢人不丢人的，至于说什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扯他妈的蛋。没想到这位平时很有见地的同学神色竟然一下子变了，人显得很难受甚至可以说是痛苦，身子都在微微颤动，看得出他内心在极力挣扎，好一会儿后，他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平静地说，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手指上老是有皮翘起来，有点疼，想把这毛病治一下。
我赶紧把话题转了。
此时我才知道那副所长的那一通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对他的伤害有多深，三十四年后回忆到这里时，我想哭。一个单纯的学生，在文化革命浪潮的裹携下，做了一件很意外的事被关了进来（二中的一个学生被老红卫兵打死，后来这凶手中的一个被激愤中的二中学生抓住打了一顿，没想到出了人命案。大柴、冯××等几个学生就是为此事大会批、小会斗，绳捆索绑抓进来的，其中有的仅只是在现场看了一下，并没有动手。但打死他们同学的老红卫兵却没一人被追究），在饥饿的煎熬，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自由的渴望中度日如年。解决问题的时间又遥遥无期，在饥饿的驱使下也没有做任何有损国家、有损他人的事，只是筛了一点糠灰。现在这颗稚嫩、自尊、敏感的心却因此被人用最能自我满足的方式和语言撕成碎片，当众反复蹂躏，践踏。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旁人无意的提及或友善的问候都会变成洒向伤口的盐水。强烈的自尊使他在受到伤害后不愿让人知道，更不会向人诉说，他甚至对伤害他的人都没有一字微词，只是悄悄躲在一隅，自己舔着从心里流出的殷红鲜血，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
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交流中学课程设置的一些看法，我有点偏激，认为学外语太费时间，用处又不大，可以拿掉。他说不能拿。我问为什么？他说的理由折服了我：
你想想，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如果你不能看原文，翻译成中文至少在半年以后，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半年是个什么概念？等你看到中文的版本，别人新的成果又出来了，你永远只能看到过时的东西，这样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
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震，感到了自己的短视。想想这是在1972年从一个被关在狱中的中学生口里说出来的，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时候还在关心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样一个志存高远、命舛位卑却未敢忘忧国的灵魂，在那样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里，他真正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我总在想：为什么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一群人中最优秀的部分呢？
镜头三
有一个同号的难友，就称他小孙吧，是个青工，也是运动案子进来的，关了好几年，在狱中得了淋巴结核。转到京山来时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溃烂，病灶像个小嘴巴，发出一股恶臭，雷米封吃了多少瓶也不见效果，他已开始不管自己的病情，听天由命。看他病情发展到那个程度很有点替他着急，在琢磨了一阵子后我帮他分析：吃到肚子里的雷米封最后能够到病灶的有效成份肯定很有限，多吃又不行，如果把雷米封碾成粉末后用冷开水调成糊直接敷在溃烂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我每天帮他先用高锰酸钾化水洗，然后再用雷米封调成的膏敷，早晚各一次。没有卫生棉球，就把棉絮先用开水烫再用太阳晒来消毒后当卫生棉球用。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灶竟然愈合了。有了这样一件事，加上他又是运动案子进来的，虽然他不在我的好朋友圈子里面，但我有时说些出格的话也不避他。谁知道他竟编了一份检举材料送到所长手里，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要置我于死地，并把跟我往来稍多一点的人一网打尽，开始我还蒙在鼓里。
有人给我提了个醒，并说所长有点重视。我很意外但一点都不慌，我做过什么事我自己清楚，充其量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我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忍着恶臭，不怕传染，可以说是想方设法至少救了他半条命，他怎么会以怨报德要置我于死地呢？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个已判刑的朋友给我解开了谜底：有几个上面外劳的跟我的关系很不错，经常递点吃的东西给我。小孙也想跟他们建立关系解决点肚子问题，但试了几回都插不进去。他认为是我在前面挡住了他，以为除掉了我，他就能如愿以偿。他选择了告密诬陷、把我整成反革命的方式。为了那一点吃的东西，他竟可以这样贱卖自己的一切，并且不惜让一批人陷入万劫不覆之地，这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结果当然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自己搞得上下内外不是人。
镜头四
一次外出劳动到宋河镇，中午时分，带队的看守把我们五、六个人领进了一个小餐馆，个别人身上藏有一点现金，这时可以派上用场，大多数只能享用极有限的标准。小地方的餐馆都是顾客自我服务，自己去守着窗口取菜、自己去盛饭。
我们旁边桌子上是两个知青模样的人，把炒好的一晕二素三个菜端来后盛饭去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叫“破脑壳”的家伙一下把那桌子上的三盘菜全部端过来了，一盘都没给人家留，看守想制止已来不及了。等那俩人端着饭过来，发现桌上的几盘菜不翼而飞，把目光扫到我们这桌子上，有三个空盘子放着。见他俩一脸的狐疑，可能是没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不是三年饥茺时期，哪会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偷吃的呢？他们哪里知道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远比三年饥茺时期艰难。他俩嘴巴张了几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愣了好一会儿，最后选择了远离我们这张桌子，又去要了两个菜，一边吃还一边不断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几个心里面闷着笑，笑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苦涩。
镜头五
我们吃过生南瓜，生冬瓜，生茄子，生菜薹，生包谷，生黄豆，抓到的螃蟹和麻雀用开水一烫就是难得的美味，常人能吃的就不用说了，用那位副所长的话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