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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些事情没有细想，好象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一细想，真感到太沉重了，有点不敢细想、不愿细想。”
“再沉重也得有人细想，事实上细想的人越来越多了。从‘12。5’事件——文革——百年史这个角度来说，作为‘12。5’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不仅要跪下来忏悔，可能还必须要站起来思考，站起来细想。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状态。也许这正是一些朋友偏爱这本书的原因。百年来我们步履蹒跚，我们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而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宽容一类的思想资源又太少。这类思想资源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这个民族想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这个积累注定了是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不奢望这辈子能看到这个飞跃，但我们总要尽可能地为国家的未来做点什么。这本书只是我反思的第一步，我将努力迈出第二步。至于这第二步能不能迈出，只有上帝知道了。”
大巴到达武汉时已是华灯初上，大都市的喧嚣迎面扑来，一下子让人觉得刚刚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段久远的历史，跟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京山之行我会终生难忘。”小陈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陪我走进那段历史，谢谢你。”李乾说。
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