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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吴先生参加的这个对策委员会，就是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在所有的方案中，吴先生的意见显然得到了多数委员的赞同。
“我们可以用抽税的办法来过渡一下。”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如果有演员在银幕上抽一根烟，他就得像在公共场所吸烟一样，交纳一定的罚金。”
“那么一根烟应抽多少税呢？”
“这可以视情节而定，如果仅仅是叼在嘴上的，交五千元就行了。如果优雅地吐出了一个很圆的烟圈，就得一万元。如果出现一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每个烟头两千元。”
“说粗话呢？”
“也是一样，如果是自言自语，交一万元；对着妇女叫嚷的，交两万元；两人对骂的，每句五千元。”
“那么杀人呢。对电影、电视上的杀人镜头如何抽税？”
“这是一个重点抽税项目。对于向鼻血直流、人头落地、鬼怪骷髅等残酷镜头，都要抽重税。而一些用电脑制作出来的特技恐怖镜头，起码应当抽取与设计费用同等的税金。”
“你的意见是，对于越是具有创意的杀人情节，就应该抽越多的税？”
“是这样，如果哪位导演发明了一种从来没有在银幕上出现过的杀人镜头，他就应当交纳二十万元的发明税。”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道理就是这样，要使制片人减少不文明镜头，唯一的办法是让他感到肉痛。与此同时，文明和反暴力的影片应该受到奖励，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抽来的税补贴给那些干净的影片。”
委员们显然被吴先生的空前设想给吸引了。但也有人担心说，“如果有制片人不在乎你的这点罚款，甚至实行这个政策后，有人因此大肆制作不文明镜头，那该怎么办？”
“这不是问题。我们可规定一个数额，比如十万元，任何一部电话或电视片的不文明税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其超过部分将采取递增抽税的办法。”
“但是，如果还是有人不在乎你呢？”
看来吴先生早已胸有成竹。他说，“刚才所说的；都是一种交定额税的办法，而另一个更好的办法则是按收视率或上座率来抽所得税，也就是说，一部片子越是卖座，它的不文明镜头的污染面就越广，抽的税就越多。”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部很卖座的电话，它最后的一个镜头是这样的：男主角正对着银幕，大声地说了句‘傻X’。如果观看了这部片子的观众达两千万人次，按每人一元钱抽税，制片人应为这句话交税两千万元。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因为每一位观众都被那位演员无辜地骂了一句‘傻X’。”
“天哪，两千万元，如果说是我，宁可删掉那个镜头了。”
吴先生从容地说，“我们难道不正为此而努力吗？”
诗人的下场
有一天，吴先生从报纸上读到了一条新闻：一位北京籍的中年诗人出了一本关于他同N位女士的爱情隐私小说，他还开通了一条国内直拨的收费电话，随时随地解答读者对此的种种提问。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和诗人的崇拜者，吴先生兴冲冲地拨通了这台电话。
“这里是爱情隐私问答专线，欢迎您的光临，如果您是女士，请按1，如果是男士，请按2。”
吴先生重重地按了一下2。
“本专线的服务包括：1。听女主人公的真实录音；2。读第N封情书；3。谈谈女主人公的现状；4。诗人亲自回答问题。”
吴先生按了一下4。
一段长达四分钟的《命运交响曲》。吴先生有点不耐烦起来，正想把电话搁下，这时传来一个很疲倦的男中音：“喂。”
“你是诗人吗？”
三分钟的音乐，吴先生后来才知道，为每分钟他得付出4。5元人民币。
“我一共回答三个问题，刚才是第一个，我是诗人。”
“你为什么要开通这种电话？”
三分钟的音乐。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生经历是诗人最大的财富。’我无非在出售我的财富。请提第三个问题。”
诗人的回答像是条件反射，吴先生想，他一定是第一万次回答这样的好奇了。
“赚这样的钱，你有没有觉得很无聊？”
音乐不再响起，一阵手忙脚乱的机械声。“你可不可以换个问题提提？”
“说实在的，作为一名你的诗歌的崇拜者，我感到非常失望。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出卖一些本不该出卖的东西？”
“请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同我说话，”诗人愤怒了，“你倒说说看，像我这样的诗人，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能干些什么？”
“你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下海吗？”
“帮企业写厂歌，为明星写花边新闻，给电视晚会写报幕词——跟这些相比，我事实上已经在务正业了。”
“你不觉得这是在浪费你的才华吗？”吴先生变得有点同情起来了。
“难道你没发现在今天的市场大潮中，诗人是一种滞销品吗？”诚实的诗人这样说，“自从有了电话以后，人们已变得越来越不会写信了；自从琼瑶和周星驰风靡大陆，还有多少人会选择莎士比亚？在这个连孔子、老子都得靠蔡志忠的漫画走向市场的文化快餐大时代，诗人的下场恐怕很难有比我更好了。”
“你这样下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吧？”
“这倒难道，”显然诗人又找回了他的自信，“我已经把这条爱情热线改造成了一家股份制公司，关于这些电话记录，我又可以出一本隐私类的畅销书，现在已有好多家出版社来谈版权了。我打算明年专门开个拍卖会……”
又有新的电话打进来，诗人已没空同吴先生再纠缠了。
音乐响起，还是《命运交响曲》。
一个月后，吴先生收到一张二百五十元的电话收费单。他在心疼之余，倒也为自己以及所有文学爱好者的下场好好发了一回呆。
《你为什么不骚扰我》第三回
“芭比娃娃是这样让我破产的”（1）
有一天，吴先生突然发觉自己好象染上芭比娃娃恐惧症，因为，这个漂亮的娃娃似乎有让他破产的可能性。
吴先生必须声明的是，他是多么的喜欢芭比娃娃，在这一点上，他跟他7岁的女儿并没有什么不同。周末的时候，他们两个会经常蹲在伊势丹百货公司的芭比娃娃专柜前，对每一个可爱的娃娃进行一次评头论足。这成了他与女儿最开心的时刻。可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么可爱的芭比娃娃，竟会闹到让他破产的境地。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四个月前，吴先生的宝贝女儿过生日，她唯一要求的礼物，就是让爸爸给她买一个芭比娃娃。尽管吴先生对芭比娃娃的价格实在难以认同――要知道，一只在纽约卖3美元的娃娃，到了中国竟要卖到230元人民币。可是在女儿充满渴望的目光中，他还是软成了一块豆腐。
吴先生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谁知一星期后，他女儿搂住他的脖子说，芭比要一件真丝睡衣。
“你妈妈也缺一件真丝睡衣呢。”吴先生答非所问道。
“在目录里有一件的，只要35元钱。”
“什么目录？”
“买芭比时售货员姐姐送的目录呀。”
吴先生抓过目录一翻，眼睛差点晕花过去，芭比娃娃居然有200多件漂亮的衣服，每一件都有尺寸、规格和一个美丽的名字，从最新潮的滑冰裙到高贵的貂皮装，而它们的价格都在35元到150元不等。上面还详细地告诉你，什么季节应该穿什么衣服，而出席什么场合又是哪一件最合适。
你知道吴先生根本无法拒绝女儿，那一天他第一次到商店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娃娃买衣服。
一星期后，女儿又搂住了吴先生的脖子。“爸爸，芭比要做空中小姐。”
“你的意思是让我给她买一架飞机？”
“不是的，是一套最新版的制服，只要55元钱。”
吴先生知道这个月的牛奶是没得喝了。没过多久，女儿的芭比娃娃又分别当上了护士、摇滚歌星、职业舞蹈家和女牛仔。
又是那么一天，在临上床睡觉的一刻，女儿再次搂住吴先生的脖子，“爸爸，芭比太寂寞了。”
“是呀，你应该常带她出去走走。”
“她需要约翰。”
“谁是约翰？”
女儿把藏在枕头底下的目录拿出来。天哪，这是一本从来没有见过的目录，大概是当时吴先生买芭比娃娃的时候留下了家庭地址，制造商刚刚邮寄过来的。在这本“季度目录”上――看来他们每一个季度会寄一本这样的玩艺过来，吴先生暗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