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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个“爆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登山的英雄主义者，写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满足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寻找的喜悦，用他的话来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于他来说，成功的喜悦和付出的艰辛相比，前者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成功的现实摆在面前时，竟无暇去品味其中的快乐，更多的是为它带来的干扰而烦恼。
所以，确切地说，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他在写，而不是因为他写得成功。就像他在爱，在恨，在悲伤，在欢乐一样，他在用笔完成生命的过程。
也许有人说，他活着，而且坚强，是因为他悟出了佛性、禅性。
一九七二年，他从延安回北京治病，走着住进友谊医院，一年后被抬着回到家里，一个刚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从此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我为什么活着？”他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然而，一个人在那样悲怆、迷惘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题做出解释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使人觉得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他来说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脱。《人间》那篇散文写了亲人和朋友的爱如何温暖了他，把他挽留在人间。但人毕竟不是为他人而活，别人可以安慰你，帮助你，但没人可以替你忍受任何一点儿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到能够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那么，他找到了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找出合理而又永恒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从来没敢放弃，也没敢放松过寻找的努力。
一九八五年夏季的一天，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来到我家，丈夫背他进屋坐在专为他准备的躺椅里，一贯食欲极佳的他不吃不喝，连西瓜都难以下咽。我家那窄小而昏暗的小屋，以往盛得下他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诙谐，那么多神奇幻想，那么多连珠妙语，那天却盛不下他那么沉重而又深刻的痛苦和悲哀；我自以为得意的烹调手艺，常使他一饱口福、尽兴而归，这次却无法弥补他对人生无限遗憾和茫然于一隅。见他不说话，丈夫只好陪他出去走走。我丈夫是个内向的人，他们之间除了情趣相投以处，更主要的是那种尽在不言中的理解。在故宫墙外的筒子河边，他没有诉苦，他也没有询问。面对暗绿色的河水，他对铁生说：“你是条汉子，活着应该痛痛快快，活不下去，我推你一把，也没什么了不起。能不能闯过来，全看你自己的了。”
男人自有男人理解和安慰的方式。然而，他能够体验的，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的痛苦，却无法体验一个伤残的男人、伤残了却仍是一条汉子的男人的痛苦。我想，这之间的不同是无法用概念来加以说明的。“伤残人受了伤害还没地方去说理！”这该是怎样的悲哀呵！在那些日子里，铁生不能正常起居、进食、写作，他甚至要求我，为他保存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默默地流泪，我无话可说，我有什么资格去劝慰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仍然想死的人呢？面对无数怯懦地苟活着的人，我又能用什么理由去阻止他呢？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活着或者死去，而是怎么活和为什么死。如果活着对他已成为一种痛苦的忍受，让他为别人，特别是为朋友而继续忍受下去不是太残酷了吗？不久，他躲到北影厂招待所去修改电影剧本《死神与少女》，我们带了菜去看他时，他已经基本恢复过来。关于那次经历，他仍然只字未提。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相信，他不是羞于启齿，也不是怯于启齿，而是要把那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很久以后，他对我说：“别怕绝境，人只有在绝境中才能找到出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次面临这种绝境，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心的升华——成为他作品的意境、人生的哲学和悟性，是在无数次与绝境的搏斗中完成着。
他的坚强不表现在他没有软弱，而表现在顽强地与软弱斗争，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是跨栏比赛，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头，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
有些人关心他的创作，希望他能写出更精彩的短篇、中篇以至长篇；有些人关心他的腿，希望医学上出现奇迹，让他能重新站起来。我和朋友们关心的，则是他在超越连续痛苦的跨栏比赛中能否百战百胜。否则，他便不可能写出什么精彩的作品。否则，即使他的腿真的治好了，也可能会是又一次灾难！
一九八七年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１
李南是我的朋友中最让人操心的一个。这话听起来有点儿滑稽，儿女操心父母、父母操心儿女都是天经地义的，何以为朋友操心？如果只我一个为她操心也就罢了，本来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但是如果连老鄂、刘迪这种不爱操心的人也为她操心，则足以说明李南真的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李南是特别的人，所以她与别人的关系也特别。我知道，“特别”这个词意思有点儿含混，不像特好特坏特强特弱那么提纲挈领。但是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李南的说法。
这个冬天李南让大伙儿操心的是房子。简而言之，她要把一套房子卖了再买另一套房子，这中间的曲折暂且忽略不表，总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于是和老鄂、刘迪商量阻止她的对策，其中包括侧面说服房主不卖给她，背后警告朋友不要借给她钱。当然我们还掰开了揉碎了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正面和她争论甚至吵嘴，直至最终把这件事儿搅黄。
本来这是私事，对任何人来说如此蛮横的干预都是不可思议的冒犯，但这个规则惟独对李南无效。记得八十年代她婚变时朋友们专门开会讨论她离婚中的是是非非，到场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她也有义务听取大家的意见，像是法院的听证会似的。虽然以后的实践证明，她是她，他还是他，别人也还是别人。这种共产主义式的人际关系现在几乎消失了，只有在李南那里还行得通。也许她会固执己见，但朋友不会保持沉默，她也不会抗议朋友侵权。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李南是“公共”的，她可以在朋友家轮流住，如果不指望吃她做的饭，你也可以随时住在她家。我曾经开玩笑说，李南只需要一张月票，就能在城市里生活。有她在，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在我与人交往的历史中，和李南相处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相互拒绝对方，甚至不用考虑表达方式。如果她不喜欢谁，不是千方百计掩饰，而是千方百计让对方知道。同样，喜欢一个人她也会毫无保留，替你包办一切，包括替你得罪人。她曾经给一个朋友的公司当出纳，月底发完工资，一个员工找到老板，说老板没兑现工资，老板坚持说不可能，查了工资表发现的确少给了，问李南为什么，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个人不值这么多，想给你省点儿钱。”让你简直哭笑不得。世故对李南来说是生疏的，我说过，她是个特别的人，以特别的方式赢得信任和保护，赢得尊重和爱。
七十年代末，李南刚从内蒙回到北京，她的前夫卷进了西单墙一个政治性刊物，但她的趣味却与号称纯文学的《今天》更加投合，听说周郿英在刊物的空白页上留了姓名地址，她也跑去留了名字，地址写的是“北京人艺宿舍”。第二天北岛按图索骥找到周郿英，两人聊得投机，说到发愁一个叫李南的不知住在北京人艺的哪个宿舍，周郿英笑了，抄起电话当即叫通了李南，约好下午和北岛见面。北岛真是不虚此行，不仅为杂志发展了一个工作人员，而且还得到了小说素材，《归来的陌生人》就是那天下午李南讲述的亲身经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