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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惟一的妹妹珊珊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珊珊。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位女志愿者，她们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无疑使她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舒婷、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规定，凡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来的笔名。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讷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使自己最终不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给中学同学金波的一封信中，对其信仰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二年二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思想意识提出质疑。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一九七三年而是写于一九七八年。我想，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对此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叩叩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
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共产党，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那时他在一所大学当教授，算是个知识分子，听说后来他辞职经商，不知道生意是否成功。我相信，如果他轻而易举地挣到了百万千万家产，对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又会来一次回归的回归。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在乎是不是虚无，或许虚无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已出国多年，我们只有很少的联系，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儿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一九九四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荒芜青春路５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入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着”，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得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句，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二十七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作自传而不能当作小说来阅读。
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创办《今天》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才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互相攻讦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
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儿，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家人般亲密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芒克家里，他们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奔丧，据说他哭得比亲生儿子还伤心。
人们常常把粗犷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癖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
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魅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一九七○年开始写诗，一九七三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