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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晚上在财务科记账，在办公室常见到场部的领导和干部们，包括刘书记、×副场长、 贺科长及这样那样的股长们出出进进，他们不经意地也会扫我一眼。从我第一次进财务科的 那天晚上起，除了王会计交代工作，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一句话。在办公室里有时也会 出现一种熙熙攘攘、说说笑笑的场面，但我永远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如果我独自一人待 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个活人的世界 ，我自己就是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眼里我是 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验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 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原来惧怕来场部会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未料到我所惧怕的压力会 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面前。在几位女伴面前，我流露了在财务科的遭遇，及我沮丧不已的心情 。在十工农场或四工农场，我从来未向领导上“汇报”过任何一位难友，包括几位女伴，我 把“改造”主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还是原来的我，而一向痛恨 打小报告。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仍然坚持一贯的做人原则，从不打小报告，对几位女伴，我 从未有过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考虑。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提防她们。我的痛苦和懊恼 ，当时唯一可以说说的对象也只有几位女伴了。我没有想过要对她们隐瞒什么，直性子的我 ，也无法隐瞒。毕竟，背着场部的干部们向女伴们吐露真情也只是一种谨慎而有限的宣泄。 但是，不久，贺科长就找我谈话，指出我不安心改造，如何等情。这种指责会影响今后的摘 帽，我很不安，只得默认。再后来，石天爱竟当着我的面，承认是她打了小报告。她还说， 事情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那些话你是说过嘛！多年后我见到王桂芳时，王桂芳说：“石天爱 当时很羡慕你和小徐坐办公室。”由羡慕而忌恨，这就是她打小报告的动因。
小徐当时在杨振英面前表现很积极，有一次，她主动向杨振英汇报思想，谈完后显得很轻松 ，对我说：“我已谈过了，现在你可以找杨股长谈了。”我当时并没有找杨振英汇报自己思 想的意思，所以没有去找杨振英，当时没有，以后也一直没找过。在杨振英眼里，我跟他一 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同为坐办公室的两个女右派，却大不相同：一个愿意和他靠近乎，一 个却永运是远距离。
写到这儿，我想把和我同台演出《梁秋燕》的伙伴王××也提上一笔。王××是庆阳人（大 名已忘记），原在劳改系统工作。在剧中，他是和我同争婚姻自主的一对情侣，在排练过程 中，自然非常熟悉，也可以说有点亲密。我来场部后，他也到了场部，只是我并不清楚他的 具体工作是干什么。我在办公室曾几次见到他，当时办公室里都有场部干部，他熟谙这里的 规矩，从来没和我打招呼，说一句话。我也只能以陌生者的态度不理他。后来，财务科发给 我一套新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场部干部都看到我浑身油渍，污浊不堪，就根据我的工作性质 ，发了我一套工作服。刚穿上的几天，还未沾上油渍，倒也显得干净精神。在院子里我迎面 碰见了他，当时左近无人，他满面笑容，开玩笑说：“哟，成了工人阶级啦！”我辛酸地一 笑，说：“真要是工人阶级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再多话，就各自走了。此后在办公室 再见面，我们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心照不宣，对这里的干部我们必须低眉顺眼。当初演 《梁秋燕》是他们的需要，如今两个男女演员互相间不说话、不理睬，也正是他们心目中认 为的最恰当的交往方式。我们在当了右派分子之后，按照当时的理论和政策脚踏实地地认 真改造自己，任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受苦受难中蹉跎复蹉跎。唉，唉，青春宝贵年华的抛掷， 是无法追回的。在无奈中，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
每晚饥肠辘辘地到财务科在煤油灯下记账，我明显地感到视力迅速下降。我14岁上高中一年 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因用视力较多，到来农场前近 视程度已增至600度，用医学的观点来说，已是高度近视了。记得在十工农场，一次在演出 过程中不慎打碎了眼镜，安西县城没有眼镜商店，我急忙给兰州的家中写信让配一副新的， 而配一副新眼镜得好些天，配好后寄来又得好几天。我们的领队邹士杰知道后，将他的一副 300多度的近视眼镜借给我先用。聊胜于无。我戴着他的眼镜好些天，直到新眼镜从兰州寄 来。
在财务科记账，我心里想的也还是要表现自己，争取早一日摘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不论 视力迅速下降到何种程度，我只是低下头来，把眼睛尽力贴近桌子上的账本和凭单，每晚每 晚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记下去，我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飘逸娟秀得如同王会计手 写的一样，我自己认为已到了乱真的水平。王会计肯定对我的记账工作是满意的，但他言语 谨慎，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意。后来小徐告诉我，王会计是富农出身，会计业务过硬， 但至今尚未入党。在四工农场这样的专政机构里，没有入党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在言语行动 上只能是慎之又慎了。他主要是凭过硬的财会业务在农场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从书记、场长 、直到贺科长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在全农场无一人能在财会业务上替代他。
十工农场的财务科，在我们离开前几乎全让我那些业务娴熟作风过硬的难友把持着。原来的 财务科长姓张，河北人，长着满腮帮的圈脸胡子，我们平时就开玩笑叫他张大胡子。我们到 四工农场后，为财务上的事，他还来过一次四工农场。我见到他时，当着这里场部的干部， 不敢再叫他张大胡子，他仍一如既往，笑嘻嘻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像是见到了亲人，满心的 欢喜自然也是流露到了脸上。但也只能是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难友汴国梁也为财务上的事，出差到四工农场，在财务科先见到了我。汴国梁 是上海人，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的圆脸庞。他原在河西地区某县银行工作 ，业务过硬。此次来到四工农场，他俨然一副干部派头，场部干部对他客客气气，公事公办 。他瞅空子问了我们的宿舍在哪儿，傍黑时还到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也不敢向他说什么 ，因为都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和小徐都是江浙人，过去就比较 亲密，他还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小徐，大概有一种渺茫的后会有期的意味。我们心 里都有些凄楚，真是，同是右派分子，由于不在一个农场，我们同他的境遇，就有了天渊之 别。
临走，他还送给小徐一盒百雀灵的搽脸油，也是对小徐的抚慰吧。
第十三章改造又升了级
现在回想起来，景超接到我从四工农场发出的信后，知道了我所在农场的性质… …属劳改系统，他只能把心头的沉重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检查才 能寄出，从他的来信我无法知道他的担心和忧虑。我写信给他对日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描述 更 不能流露些许不满，信写得平平淡淡。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 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尚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