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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队部也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演眉户剧《雌雄花》时拉胡琴的许登浩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十工农场四大队搬迁中最后的留守人员，负责把大队应该装车运走的物资全部运走 。当时同饮马二场达成协议，从饮马二场押解运送来的犯人下车后，由四大队利用原车装运 本队的财产物资返回玉门。老许说第一批押解运送来的犯人有6卡车，每车大约30人，车上 用篷布搭在高高的框架上，盖得很严实，是夜里送来的。下车时，很多人都是从车上被推下 来的，有些人被重推在地，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妈呀”、“哎呀”的叫喊声 ！少数人还是戴着镣铐从车上推下来的，倒在地上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发出的叫喊声就 更是惨不忍听了。老许来十工农场近两年，哪里见过这等场面，直看得他心惊肉跳，庆幸自 己总算没有落到此等地步。当时，他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前进一步 同那些罪犯们归置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那个年月，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再说那些犯人们下车后，只要能走动的，都立即奔向附近的垃圾堆，从垃圾堆上拾起各种丢 弃了的瓜皮，不嫌上面沾了土、苍蝇爬过无数次，立即就塞进嘴里大嚼，还有其他像烂菜叶 菜根之类，只要他们能拣到的可食之物，都立即塞进嘴里填了肚子。这种饿疯了的吃相，使 老许吃惊不已。
有一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们都已下车，老许把四大队的财物往车上装 ，有一桶清漆约有100公斤重，他一人无法抬上车，正准备找人帮助，留守人员中的刘多荣 此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工人，在另一辆车那儿喊他，他就把清漆桶靠在墙边，走了过去 。等老许到刘多荣那儿办完了事，再回到放清漆桶的墙边时，竟发现一桶清漆被犯人们用茶 缸舀着喝完了。他大吃一惊，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清漆有毒，喝后死了人咋办？这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啊。他找到劳改队的干事崔建国说明情况，首先告诉他犯人喝了清漆如果中毒致死 怎么办？谁知那姓崔的不在乎地说：“死人没关系，管他呢！”老许又问：“一桶清漆没有了 ，我们没法上账怎么办？”姓崔的说：“这我请示一下大队的领导，明天早上告诉你！”老许 因为怕犯人们喝了清漆后中毒出人命，夜里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老许去找姓崔的，一见 面就着急地问：“昨晚死人了没有？”姓崔的很不在乎，轻轻松松地说：“死了两个。”老 许又问：“是不是因为喝了清漆中毒死的？”姓崔的仍说：“管他呢，反正是死了两个。”
崔建国犯了个错误，他把老许当成了同他一样的“同志”，对老许四五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 。有时候，他还领上老许的小女儿到伙房里转悠。小女儿在伙房里跟着崔叔叔转上一圈以后 ，就把所见所闻向爸爸妈妈描述一番。小女儿说：“给犯人们做的饭，和猪食一样，莲花菜 的皮皮根子全剁碎了煮在大锅里，再和上杂粮面，做成糊糊，难吃得很！”小女儿其实并未 吃过犯人的饭，她是只从视觉里感觉到，认为犯人的饭难以下咽。
老许看见，犯人们每天上午都是每人一个糜谷面做成的窝头，糠壳都和在窝头里，窝头显得 十分粗糙。吃饭时，少数身强力壮的犯人还抢体弱无力没法保住自己饭食的犯人，体弱者连 这和了糠壳的糜谷面窝头也吃不到。怪不得，垃圾堆上丢弃多日的瓜皮、烂菜都被他们拣去 当做了美食佳肴。
此时，四大队的家属和职工宿舍先后都改建成了号子。有一天上午，老许看见从号子里先后 抬出了5具死尸。死尸都裹着死者的被子，用草绳在尸体上中下的部位各捆了一圈，用一条 长绳在脚上捆紧以后，由4个犯人拉到河滩的空地去埋掉。等老许最后离开四大队时，河滩 上已成了一片坟地。
而我是在30多年后才耳闻这些悲惨可怖的事。
我和小徐终于完成了向饮马二场移交粮食的任务。12月底，我们把全部的被褥行李箱子等包 扎停当，冒着严寒，坐上了去玉门黄花农场的大卡车，在玉门镇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然后 又驱车三四十里路，直达原四大队在黄花农场的所在地。
没想到，先我们而来的工人、难友，都对这里的一切叫苦不迭。首先是气候严寒，比十工农 场冷多了，人人都叫喊“这里是干冷干冷”，见了我们说话时都有点唏唏呵呵的；其次是水 土不服，这里只有井水，井水带咸涩味，凡是来的人都有一段拉肚子的经历；第三，这里的 伙食大不如前，在十工农场时，每到秋冬之际，各大队都要窖藏大量的冬菜。迁场是几百 里路的长途跋涉，无法把冬菜运来。黄花营子的农民只储备自己过冬的蔬菜，对这样大量 迁 入的人员的蔬菜需要无法供应，即使有少量出售的蔬菜，价钱贵得也非我们的食堂所能承受 ，这样，食堂只有少吃菜或不吃菜，油和肉的来源几乎没有，伙食只能降低标准。我和小徐 初来乍到，自然感觉更是明显。
已是冬闲时节，我们被告知，休息几天再说。
第二天，我拿出在四大队时就裁剪好的棉上衣用手工缝制。这是一件绿底大黑格子布面的对 襟棉袄，面料是在四大队时步行三四十里路在县城买的，我觉得很雅致。我小时候学过一点 针线活，在偏远的农场，找裁缝制做又得花好几块钱，而且未必就能裁剪合身。这样，我就 自己动手裁剪，在四大队买了一斤多棉花，来这里没别的事就自己动手缝了起来。我从兰州 带来的旧棉袄是花棉绸的，已经又穿了两个冬天，得换一件新的了。
就在我坐在男同胞们的大炕上缝棉袄时，杜博智突然来访。他在另一个大队，先我们来黄花 农场已好多天了。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听说我已到达，就利用休息日立即来访。我们都 喜出望外，叙谈了分别近一年来的各自情况。当然，我一直未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杜博智回 去后，灶上饭已吃过。炊事员为一些未吃饭的人重做饭时，杜博智也学着切萝卜，不慎伤了 左手食指梢，至今伤痕仍清晰可见。我应留他吃饭，到四工农场后曾向他表示过歉意。
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 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 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 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 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10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 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 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 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 布， 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 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 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 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 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