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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 ,这些东西在夹边沟都买不到。
夏天,景超说他想吃西瓜。站上生产西瓜,但劳教分子吃不到。我赶大车会运西瓜到酒泉市 或其他地方,一路上可以随意吃西瓜,可不能把西瓜带回站上。有一次,我拉西瓜到酒泉市 去,就指名要景超同我一起去卸瓜、过秤,管教干部同意了。我和景超一路上就放开肚子吃 西瓜,吃了个心满意足。瓜从地里装车不过秤,出售时才过秤。所以无论我们吃了多少都没 关系,我们一路吃了多少西瓜真没个数。
夏收前,我就考虑到偷麦子的时机来了,我得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就写信给家里,让老婆缝 很多小布口袋,装在一个大布袋子里,用一件棉袄,把大布袋子裹在中间,作为包裹邮寄来 。到割麦时,别人割完麦收工回去了,我赶着羊群到地边,就很快地揉搓麦穗除去麦衣,把 麦子装进带来的小布口袋,每袋装10斤左右,埋进附近的沙枣树下,作出只有我自己认得的 标记。夏收结束,我储存的小麦就很可观了。
有一天,景超告诉我,说他想跑。我当面把他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来改造,就要靠拢政 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怎么想要跑呢?‘但我随后就向队上反映说:‘王景超野菜挖 得好,干脆叫他挖野菜去吧!‘第二天,队上就派他挖野菜去了。我心想,挖野菜可以到处 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就可以扒上火车跑,就给他个逃命的机会吧。但他没反应 过来,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到了晚上,我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他 就这样一连挖了7天野菜,把机会失掉了。后来,他也表示后悔失掉了机会。
景超因为一直挨饿,身体越来越差,面色憔悴,走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让他装病, 找医生看病。这个医生也是劳教分子,我曾给过他一坨羊油。我就让这个医生给他开病假条 ,他装作这儿那儿疼,医生说他有肾炎,让他休息了好些日子。
我到新添墩后,就知道站上对劳教人员家中寄来的粮票一律没收,寄来的钱如数量大就存放站上,不许自己掌握随意花用。存到站上的钱,再要取出用就很不方便。来夹边沟农场新添 墩以前,我挣得的稿费已积存了28000多元,我全留在了家里。当时我母亲也住在我家里, 我已有了3个小孩,老婆在菜铺子工作,每月只有23元的收入,我把这笔稿费放在家里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也需要花钱。花自己的钱,我就要摆脱站上的管制。我给老婆写信,让她找人把铁皮罐头设法取开,取掉所装的食品,把人民币放进罐头盒 ,里面再放些砂石之类,使罐头有一定的重量,再把罐头盖子重新焊好贴上标签,用邮包寄来。站上检查邮包时发现不了破绽,我手头就掌握了一笔钱可以随意花用。
1958年冬天,站上派出一批人去北大河工地挖沙子石料搞副业挣钱。当时传出一股风,说是 到1959年5月1日,要给一部分人解除劳教,这次搞副业我也去了。大家对部分人解除劳教都 抱着希冀。工地上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8斤,带队的管教干部只让我们吃42斤。工地上供应的是白面,只给我们吃黑面,白面拉回站上去了。北大河工地有个好处,能随便买到注射用葡萄糖针剂,每支5毛。为了干活有力气,大家都买葡萄糖针剂每天每人注射1支, 管教干部也鼓励大家注射。反正有随队的劳教分子大夫邓立之为我们注射。我随身带的有钱 ,买葡萄糖针剂很方便。有些没钱的就卖手表、卖皮袄。反正人人都打葡萄糖针剂,打了也真管用,干一天活就能坚持下来。到翻年3月该春播了,我们才全部回到了站上。到‘五一 ‘时,也没给哪个人解除劳教。景超听说我们在北大河工地每人都注射葡萄糖针剂,叹息说 :‘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新添墩站有个劳教分子徐惠阳,是个工农干部出身,人很老实。他的身体也垮了,几次找我 ,说放羊的活轻一点,要求我给管教干部说一下,调他去放羊。我给管教干部说了以后,到 1959年夏天,就把他调到了饲养组。我那时每天晚上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把我的那份饭送给他吃。日子长了,徐惠阳看见我经常不吃饭,就向站上的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怀疑我有其他食物来源。
秋天的一个晚上,徐惠阳就和站上的支部书记赵来苟及另一个管教干部,到饲养组来检查 。 羊圈里的小王看到来者不善,就把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把床下搪瓷盆子里的羊奶倒掉,盆 子下面都是沙子,一下就渗光了,我还把盆子周围的沙子刨平。赵来苟和另一个管教干部在 饲养组里里外外查看了1个多小时,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来到了我住的饲养室。他们在床下检查,揭起草帘子,发现下面的沙子是湿的,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出门走了。可是, 他们出门合计了一阵,又返回饲养室,用铁锨挖起湿的沙子,发现沙子里面有白色的羊奶。 走出门外,就把我吊在对面一个库房旁边的梯子上,我浑身巨痛,头上大汗淋漓。赵来苟和那个管教干部站在一旁,像是在欣赏杂耍,抽着烟,谈笑自若。而我忍着浑身的巨痛,一声不吭,不叫喊,不讨饶,一直坚持了3个小时。后来,原建工局23岁的劳资科长蔡健走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这又不是对付国民党,不要逞英雄。你要大喊大叫,叫爹叫娘都行, 他们才会放你下来。你不吭声,他们是不会放你下来的。‘这样,我才大喊大叫,又过了约 1个小时,他们才解开绳子,放我下来。我这浑身的疼痛,几天后才缓解。我现在的心脏病,就是这次被吊4小时种下的病根。
饲养组长当不成了,我只能搞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我害怕因此而延长我的劳教期。两天后, 我就去场部找场长刘振宇,诉说冤枉,说我没犯任何错误,就被赵干事吊了4个小时。这位刘场长不知因何故被开除了党籍,跟当支部书记的赵来苟有矛盾。他听了我的申诉,派干部去调查,这时,泼了羊奶的沙子早就干了,没找到赵来苟所说的证据,刘场长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又让我放羊去了。
我被吊了4个小时,一声不吭,没有扯出别的人,也没承认自己有什么事,后来又恢复了原 工作。难友们都认为我是硬骨头,对我的看法就全变了,看到我都亲得不得了。景超见到我 更是极表同情,我们之间就更不隔心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派去清水,为卫星发射基地铺设铁路挖沙子,先后干了半年。这里,农民 有卖鸡蛋的,一般市价是两毛一个,可是看到我们穿‘劳教服‘的劳教分子,农民就提价到 5毛一个,钱少了不卖。为了生存,为了活命,5毛一个,我们也得买。我身上带的有钱,就 每天花1元买两个鸡蛋。清水有中药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医,就自开药方,用枸杞、川芎、当归三种中药配成方子,引子甘草,抓来用搪瓷缸子熬好后,再打上两个鸡蛋,连药渣 一并全吃了,很有滋补的效益。
在清水挖沙子半年,活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白面,我每天吃一服滋补的中药,身体依然很好。临回来前,我又开了几个方子,抓了几服滋补药带回新添墩。
一天,景超来到饲养室,看见我在熬‘药‘,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熬药。‘景 超看了看搪瓷缸里的东西,说:‘不会吧,别的我不认识,枸杞我认得,是补药。‘我笑了 笑,没说什么。他又说:‘长夜漫漫。‘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心领神会。此时,我们的心更 靠得近了。
站上有个名叫贵戚的劳教分子,满族。此人是因学习时说了下流话被劳教的。他懂得公安系 统的规矩,知道当时的劳教没有一定的期限,很会保存自己。那时,大家因为饥饿,腹内空空,都出现大肠头子脱垂的现象。贵戚在上工前,常脱下裤子,让管教干部看他的肛门,说 他患有痔疮。管教干部一看,果然肛门上一堆肉,有时还有血迹,以为他真有痔疮。到了地里,他就睡在地边不劳动。这样混了几年,因为一直不劳动,体力消耗少,他就坚持到最后 活着回到了兰州。右派分子们哪有他这本事?
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 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分站是河南移民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