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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院还住有原甘肃农民报的马占海，他曾是我在二版编版时的助手，回民，现全家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原来相处就好，反右派斗争中，他对我的揭发批判，只是迫于形势作了作姿态。 他如今也没有表现出和我划分政治界线。我去他家坐了坐，说起做饭无锅台，那时家家都自己起灶 ，无锅台就无法做饭。初次见面的他母亲看到我年纪轻轻拉扯俩孩子很忄西惶，热情地说：‘占海会泥锅台，叫他星期日帮你泥上一个，你和 两个娃娃，在房门口小小地泥上一个就行了，用不了多少土坯，找些旧砖也行。‘这样，找了些旧砖、土坯，马占海在星期日为我砌了个锅台，当下就生起了火。
我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残破不全的家。
初到报社，党员干部汪星主动和我有来往。
反右斗争之前，我们一贯友好。我和景超结婚时，我们同住一排平房。他的前妻郭霜青和我 同龄，在资料室工作。作为邻居，又是差不多先后作了年轻的母亲，我和郭霜青在一起有许 多共同的话题，常有来往。后来，郭霜青不幸因病早逝。
汪星是从延安来的年轻干部，极有才华。他二胡拉得好，有一次报社办晚会，男女同志有个 小合唱，他是我们的领唱，歌声嘹亮，且极有感情。报社举办舞会时，我去跳舞，他常是我 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50年代在编辑部 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星说，他有 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 ，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 。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 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 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 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 ，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 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 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 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题，至少当时我 毫无觉察。汪星听完我的回答，再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他走后我还想，他为什么要专门 登门问我呢？琢磨再三，我转而想到，汪星是个极聪明极正派的人，他对我的了解不谓不深 。反右以来对我的批斗，他心里一定打了个问号，他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在运动中什么 话都不能说。多日来，我们一直未遇面，他想要对我有点抚慰也没机会。这次为了解那位摄 影记者的问题，他就有机会同我单独见面了，别的话不能说，叫我一声‘尕老婆‘，我肯定 会心领神会，我们之间的距离立即就拉近了。就这样，我铭记住了我们这次短暂的见面和谈 话。
我身单影只地从安西的农场回到报社，有一天见到汪星，汪星说：‘小毛住在贤侯街，哪天 我领你去找她，你就有说话的人了。‘小毛原名陈雪鸥，是我在甘肃农民报编二版的伙伴 ，我们相处得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好。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是地主分子 ，离了婚的丈夫历史有问题。但她性格活泼，走路总是跳跳蹦蹦的，所以有人给她起名小猫 ，书写时为简便起见，便写小毛。当时全报社的人都叫她小毛，原名倒无人叫了。反右 前，她已调到兰州报社，鸣放时没啥言论。但她在甘肃农民报和我编二版时，对不懂行的副 总编辑×××有不尊重处。×××记恨在心。到反右开始后，×××数次到兰州报社，找兰 州报的领导进行撺掇，以各种理由认为陈雪鸥是个够格的右派分子，最后就将她划成了右派 。3年前，我和景超去河西劳动改造，兰州报属市级单位，陈雪鸥留在了兰州市。因她已调 出甘肃日报社，我们之间3年断绝音讯。我回到兰州后，就不知她的住址，无法和她联系。 小毛原来和郭霜青同在资料室工作过，和汪星也很熟。汪星一见到我就主动要领我去贤侯 街找小毛，让我有个说话的人，这话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孤独中是多么需要有个有着 相同命运，可以互诉衷肠的人呵！汪星一见到我就想及此，并要领我到小毛家中去见她，这 真是雪里送炭，这情谊真是太珍贵了。此时，我和小毛都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 阶级敌人。汪星作为党员中层干部此时他已调兰州电影制片厂工作，竟如此不避嫌，还 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考虑到在我不幸和痛苦的生活中，最需要有个说话和来往的朋友，这只 能用‘人间真情‘来说明。几天后，他就领我到了小毛家中，因小毛家中已有客人，他 把我领到后就告辞了。从此，我和小毛相知很深的一对难友就有了来往，互相关心，互诉衷 肠，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 食堂当了炊事员。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 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 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 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 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 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 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 ，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 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 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 。‘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 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 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 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 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3年， 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 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 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 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 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20年后在美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