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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3）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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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对徐世昌这种新式官僚平时就很看不惯，徐世昌话音刚落，他便接过话头反驳道，你说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得有一定的条件才行，那就是国民对立宪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那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立宪的好处？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知道就不错了！至于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那更是一万个人里面也未必有一个清楚。如果在大家都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就颁发宪法，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听到这里，同样是老资格的张百熙起而发言，他说国民的认知程度应该由政府来引导，目前的情况的确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但要是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再来实行立宪的话，那中国恐怕永远都看不到立宪那一天的来临。因此，与其等到国民达到立宪的认知程度，倒不如先实行预备立宪，然后对国民循循诱导，那国民自然也就逐渐能达到这个认知水平。
荣庆对这些关于未来的推论毫无兴趣，他冷冷的说，立宪听起来是挺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纲纪散漫，弊政百生，现在都搞不好，还谈什么立宪呢？当务之急是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只有先整顿几年，等到那些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立宪才能逐步推行。
顿了顿，荣庆又不冷不热的说，如果不考虑咱们国情和欧美国家的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荣庆的话充满讥讽，把心里有鬼的奕劻等人说得脸上一阵燥热。
当时的气氛颇为尴尬，这时瞿鸿禨出来打圆场，说这就是为什么叫“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刻实行立宪”的缘故了。铁良对瞿鸿禨这种和稀泥的表态很不满意，他愤愤的说，各国立宪都是因国民要求而实行，政府不实行，他们就搞暴动；哪里有老百姓都不知道，反要强加给他们呢？如果他们真的要求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立宪的好处，也就是愿意为国家分担义务。现在我们没有经过国民的要求而授之与权，他们不但不感谢你，反会以分担义务为苦差，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搞立宪要实行地方自治，万一那些刁民和劣绅把持地方，那不是更坏事了？
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反驳说：“天下事势，何常只有？各国的立宪，都是因国民有认知而授之与权，而我们是因为国民有这个权利而知道这是应尽之义务，我们的情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和各国一样。”至于地方自治，必须先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扶植善类，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这样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础了。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的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未完待续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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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医院里的有一个重症病人，医生们在讨论治疗方案上时，“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下，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事实上，这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政治选择两极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当时康梁等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何尝不是一种“危机论”？而反对康梁变法的那些守旧派其实只是“条件论”的拥护者，倒未必是反对变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机越是深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两难抉择就越为的急迫和尖锐。就当时而言，双方都有道理，但抉择只有一个，哪一方能取得优势地位呢？从近代历史来看，在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其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相对理性温和的保守力量将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正如本书有意无意提示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哀。
下一节：《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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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开始便开始，连载就逐渐进入本书的主旨了。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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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在1906年9月1日发布的“仿行立宪”的诏旨中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点。
应该说，清廷当时的效率还是很快的。就在颁布“仿行立宪”诏旨的第二天，清廷便宣布改革官制，任命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