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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帝国规定非官方大学毕业生要通过帝国教育总署的认证，帝国兴办的大学的毕业生将在光绪二十年出现，届时新科又明显会比旧科占便宜，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科举被称为“老三科”。许多年轻的举子发现大学学习的科目虽然多，却是通过性的，不会那么辛苦，因此毕业相对容易，都进了大学接受新学了，剩下的只有硬着头皮再试一下，即便如此，他们参加新的殿试比现在那些通过帝国教育总署认证的新学学生要困难得多。因此，对于新的旧科进士，醇亲王主张应“体恤厚用”，而刘云明确表示“未明国是者，不可厚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是帝师翁同龢出面，基本上在刘云的观点上调和。
翁同龢是世代官宦家庭出身。他祖父翁咸封是乾隆朝的举人，官做到海州学政；父亲翁心存是道光朝的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翁同龢本人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还担任过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又是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他作为老官僚当然对科举制度深有感情。而且在“除辫事件”之前，他本人就是古旧派的首领人物，刚刚剪了辫子转过弯来。因此，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他发言时刘云文易不禁微微色变。不想他说：“知足以知世变者，类能采天地调阴阳，参酌古今之宜，而不为物所囿，治世宜然治身亦然。”他还自谦道：“臣虽粗通国学，未能穷日本事，无论西方。新政之事，不敢妄草。”因此，“当举通达之才，行权变之务。”
光绪下旨，“新科擢入各部，旧科擢入翰林”，算各得其所。因为“翰林”在新政后成了“社会科学院”性质的学术机关，刘云一派对此结果本身是满意的。
次阁部“内部起火”的一次，是十九年医疗体系的建立的方案。在打掉了古旧派“劳民伤财”等反对意见后，牛金主张建立药厂，把医疗体系作为盈利的产业经营，财政大臣莫宁当然很支持。但是田正宏反驳穷人付不起药费，医疗体系是富人的福利。马丰说可以分补贴性的和较好的非补贴的两类药品，田正宏还是认为人的性命比钱更重要。这一次光绪皇帝更加有经验，微微一笑，建议建立一个专门救助百姓的单位，次谋部不少官员听到这里都小声说道：“医疗保险！”
退朝的时候刘云和文易走在一起，刘云问文易：“你对皇上怎么看？”
文易看着刘云半晌，最后转过头来：“日子还很长呢。”
“颜色之争”中，公武派内部主要是“公”和“武”的争论，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不同的议题间争论双方也未必是壁垒森严。但是皇帝利用公武派内部的矛盾搞平衡，对于朝政逐渐产生了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有可无起来。
在行政上争执不休，立法上就更是争论激烈。先不说古旧派和地方势力对于内阁的杯葛，就是光绪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中华民主党——中民党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立宪工作进行不下去，连资政院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都有问题了。但是，帝国的乱象也并不是真的象表现出来的那样严重。
当时，沿海及南方各省为公武派控制，北方内陆地方，如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山西等则被古旧派控制，虽有地方主义抬头，但忠君情结未变。唯有东北地区，《民族法》推行后盛京的旗主王爷和日本人暗中联系，谋求东北分裂另立新君。虽然被次谋部破获后，光绪圈了为首的镶蓝旗主，但东北形势仍是暗涛汹涌。由此，光绪十九年的次谋会议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丝“一衣带水”的幻想和“发展保和平，和平促发展”的一厢情愿，认定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从而制定了“能而示其不能，用而示其不用”，“千日蓄势，一朝乃发”的战略，严密封锁了军事准备的行动，同时故意散播乱象，给日本以充分幻想的空间，以求最后一举改写历史的结局，让铁和血为中国的崛起祭旗
happydai同人之牛金演讲
说明：现于美国留学的happydai兄曾为本书撰写1896年帝国宪法草案，并以本书设定为基础写了几篇短小的同人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也在此向happydai兄的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原标题：铁血帝国补四章：牛金在汉冶萍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演讲时间：光绪十八年四月
演讲地点：汉冶萍总公司报告大厅
演讲者：帝国工商大臣牛金
听众：光绪十八年三月在牛金的推动下，（提前16年）打碎了洋务时期的本位主义壁垒，合并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成立的汉冶萍集团公司的职工。其中前排为各级经理和车间主任们，后排为工人代表。
先生们，工友们：
新政推行以来，我一直各地观察之余，沉痛而深刻地思考着。尽管工厂在武装着我们的国家，建设着我们的城市，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乡村。但与此同时，它正在我们的内部产生着甚至更加险恶的斗争。很明显，任何人只要留心一下就会看到，正在发展的工厂对社会欠下了债，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在增长，清算的日子不能永远延宕下去。（这时候，后排工人嘈杂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的确，现在工厂工作的情况是那样可怕，说起来会使我和（手指前排）先生们感到毛发惊然。（招手让一个12、13岁年轻的工人上了台）他叫做罗布，许多人叫他小罗卜头。他是被送到在汉阳一个厂的80名童工之一。他们这些都是10岁光景的男孩和女孩日夜受到拷打，这不仅是为了些微的过失，而且是为了刺激他们低落的工作情绪。后来他被调到另一个北方的工厂。相比之下，在汉阳的待遇还算是比较仁慈的。在那里，孩子们不分男女，跟猪混在一起，在饲料槽中争夺厨房下脚，时常受到拳打脚踢，女孩子往往遭到受到凌辱，他们的雇主，有一个使人听了要打寒战的怪痹，他拧孩子的耳朵时，一定要用指甲掐到肉为止。厂内的工头甚至更加恶毒，他把他的双腕缚住，吊在机器上，使他双膝弯曲，然后用重的东西压在他肩上。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正在工作的这个孩子和他的同事们在冬天差不多是光身的，冻得面色发紫！（罗布泣不成声，被两个工作人员带下）
我开始以为，这样的残酷现象只是例外，不是常规；实际上远远不是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被我一次次地看到，更让我震惊的是整个管理阶层的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下，人情的麻木不仁已成为常态，更加重要的是，认为这是与他们无关的事。绝大部分的工厂中，工人没有机会洗澡，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息。工作从上午五时至下午六时，有的更是工作到晚上十时，一天工作16小时也并不为奇。放眼望去，他们只有一点皮和骨头；而50个人里面，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在上海丝厂的缫丝车间，供给沸水的汽管，常年保持着高温，七八月里更是热浪灼人。我亲眼看到女工和童工非常熟练地不使她们的手全部浸入水中，然而她们的手仍然脱皮并被烫伤，因为指头一定要不断地泡在热水里。她们的脸被热雾熏得发白，甚至在冬天都经常汗水淋漓。车间里疾病流行——那真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工作情况之悲惨，已经引发了不少地方对工厂自发的仇恨情绪，一些人们——工人，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把工厂看作罪恶的根源，砸烂机器捣毁工厂的报告在我那里已经有厚厚的一摞。
对于一切的政府灭顶之灾无不来自穷人反抗富人的暴动，这是包括天灾在内的一切灾害中之最可怕的，这个时候依靠哪怕是最犀利的军队能保护到多久，简直是想也不敢想的问题。尽管（手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