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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醒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 哆哩哆唆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 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 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 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 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 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 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 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 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 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 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 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 唆，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 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 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越来 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 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 “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 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 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24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 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 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 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 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 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 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 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 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 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 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 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 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 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 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 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 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 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 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 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 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 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 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 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 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 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 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 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 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 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 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 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七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七小时了，说着站起来 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 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 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 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 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 带的戒严和约且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 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 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 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 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 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 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