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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 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 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 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 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 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 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 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 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 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 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 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 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 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 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 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 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 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 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 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 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 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 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 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 “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 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 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 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 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19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隆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 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 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 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 影师，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 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 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 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 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 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 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 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 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 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 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 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 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 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 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 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 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 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 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 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大参考上看到过 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 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 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 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