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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天并不全遂人愿，我一出世又黑又瘦，体重不足五斤，似乎是观音菩萨有感于祖母的虔诚才免强赐来一子，又似乎我前世为何所累疲惫不堪地来到人类世界，缺生气，缺活力，在给全家带来欢乐气氛的同时又投下了几丝忧郁。祖母倒能自我安慰；‘‘哪怕是个黄荆条，只要有个苗就是全家的福。’’一家人把我当作掌上明珠，握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五七年母亲又给我生了一个妹妹，我就显得更加金贵了。祖母与我更是形影不离，好吃的没有别人的份，杀只鸡两条大腿都是我的，姐姐妹妹莫想闻到鸡大腿的半点腥味。
岁月难挨，我病病蔫蔫的熬到五岁那年，本来早晚就象一个霜打的茄子，缺少儿童特有的朝气，更缺少少儿那特有的天真与烂漫。恰在这时又赶上了五八年大跃进，拆掉了一家一户的土灶台。砸烂了一家一户的小铁锅。小铁锅进了炼钢炉，土灶台成了农家肥。吃饭的‘‘机器’’都进了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当时已经是大队会计的父亲自然不甘落后，更何况还有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同族孙子作宣传鼓动，他便第一个砸碎了自己的小铁锅，拆掉了烟熏火燎的土灶台。
砸锅那天早晨说不清是喜，也说不清是忧的感觉笼罩住了全家六口。三个小孩不晓世事，自然是无忧无虑，听任大人摆布，父亲开的会多接受的新思想多，‘‘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歌曲早就会唱了。尽管没见过天堂是什么样的，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字面意思他是能理解的，他朴素的认为按需分配就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奶奶双手捧着砸碎的小铁锅，眼睛里噙满了泪珠，不仅是舍不得这件祖传下来的宝贝，更多地是担心几百人的大食堂，小孙子往后的生活怎么过，本来就瘦骨零丁的身子经得住吗？母亲不仅担心我还要担心吃奶的妹妹。担心归担心，锅还是要砸的，灶台还是要拆的，家还是要搬的。奶奶抱着我，母亲抱着妹妹，父亲担着几床被套和换洗衣服往进了当时的大集体——肖家湾。
头个把月，的确不错，白面馒头管你啃个够，白米干饭包你吃个足，时不时还加点餐吃上几片猪肉。大人只管吃了饭干活，干了活吃饭，与解放前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们似乎忘记了过去岁月的艰辛，从此将永远过上吃不愁，穿不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共产主义”。吃不了的饭倒掉，啃不完的馒头扔掉，那个浪费劲儿即使是封建大地主也得掂量再三。后来渐渐地仓库里的粮食少了，帐上的钱没了，眼看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恰在这节骨眼上，老天爷不睁眼，一冬一春不下一滴雨，不飘一朵雪花。赶忙播下的麦子依然是麦子，虽然有少数潮湿的地方露出些麦苗来，但经不住几个月的折腾早已是一片枯黄，寄希望五九年小麦丰收无疑已成为泡影。大跃进，大搬家，大食堂，不愁吃的喜悦人们还没品尝够，好曰子就已烟消云散了，前一段还红红火火的大食堂一下子就变得冷火瞎烟，人们又回到各自的破屋，开始了度日如年的艰难岁月。好日子不长苦日子却是不短，这一闹便是三年，三年自然灾害不是天干就是水涝，三年饿馑枕道，人们的生活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我也和大人们一样遭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饥寒交迫的煎熬。年刚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只能靠稀得能够照见人影的米汤籍以度日，就是这还得仰仗一家人对独生子的优待。本来就体质赢弱，再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整个身架头大四肢细，面黄皮包骨，活脱脱的一个小老头形象。
好不容易熬到了五九年的过大年。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天天盼，日日盼，不盼换件新衣裳，只盼能吃上一顿白米干饭。旧历腊月二十八这天，只听生产队的钟被敲得山响，队长一边敲钟一边扯着破锣嗓子：“分年货了！分年货了。。。。。。”大人小孩高兴得发疯似的朝村中间的生产队仓库跑去。倾刻间，大人们在仓库前排成了长长的一溜；等着从队长手里接过所谓的年货；小孩们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瞪得特大；直勾勾地盯着仓库大门；猜测着紧闭的大门背后那深藏的神秘的年货究竟是什么。
一分钟，两分钟。。。。。。队长一看人差不多到齐了，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双手轻轻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仓库的门锁，“吱呀”一声仓库的门被推开了，两个粗纸箱子骇然映入人们的眼帘，纸箱封面写着三个红红的大字“黄金糕”。人们一阵窃窃私语，有的说：“‘黄金糕’一定是非常稀罕珍贵的东西，瞧这名字叫得多金贵。”也有的说：“这年头政府连粮食都没得，哪有比粮食还好的东西发给小老百姓呢。”
正当人们的议论和着少有的喜悦，在猜测、在咂嘴时，队长发话了“一户一包，家家都有，不要挤，不要抢。”
父亲站在最前面第一个从队长手里接过用白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黄金糕”，紧紧地抱着，转身就往回走，那神情似乎真是抱了一块“黄金”，生怕“黄金糕”不翼而飞了。我们姐弟四人紧紧尾随其后，生怕谁先抱走了“黄金糕”。
回到家里，父亲将“黄金糕”放在饭桌上，轻轻地将包在外面的白纸一层层剥开，灰褐色的“黄金糕”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父亲亲自动手一人分了一块，剩下三块全塞进了我的手里，我又一次得到优待。望着自己比别人分得的多，不懂事的我不仅没有感到半点愧疚，相反的我的脸上洋溢着无限的骄傲、得意、幸福之色。
“黄金糕”分到手后，我第一个塞进嘴里，满口滚动着淡淡的苦涩，夹杂着淡淡的甜味，要是放在现在我早就将它一口喷出八丈之遥，可那时的我仍然吃得有滋有味，还是奶奶过细，慢慢地嚼，慢慢地品：“多的灰褐色的是黄荆叶，少的白色的粉状物是大米粉，加了少量白糖。”父亲到底喝过几滴墨水，一语中的：“这哪里是黄金糕，分明是黄荆糕。”那时的我不知道“黄金糕”与“黄荆糕”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我只顾一个劲地消灭分到我手中的那几块。。。。。。
无忧无虑的我，此时何曾想到，父亲正忍受着饥饿和停职检查的双重煎熬。那时的我只知道那年冬天父亲在外开会的时候少了，到家里来找父亲的人也少了，只是有一个姓杨的外地人到家里来找过父亲几次。每次来后父亲总是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后来才知道那年是因为同村的郭姓举报说父亲贪污公款，上面来人查了一个多月，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叫父亲继续担任大队会计。
说起这郭姓人家，早在祖父在世的时候，两家因为放秧水结下了冤仇，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迁离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个阴影仍然没有散去，这是后话。
岁月难挨，人们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了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仍是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大人们照样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拖着一副十分疲惫不堪的骨头架子在水利工地上挖土方、筑大坝，（离我们家乡不远的一个大水库就是在那个饿馑枕道的年月，靠人们肩挑背驼修成的。）小孩们照样靠挖野菜啃树皮籍以度日。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那时的队长是我们的二表爷爷，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向为人正直，眼看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将要被饥饿夺去生命，偷偷地在深更半夜里将生产队的仓库打开，把生产队的红薯窖掀开，私分了队里的部分麦种、稻种、红薯种。在那时一旦有人告发，那是要坐牢的，甚至有杀头的危险。直到现在，每当村里的老辈人念叨此事时，我不禁对早已作古的二表爷爷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乡邻们的守口如瓶的团结精神而折服。
正因为有了二表爷爷的壮举，我们村里才没有饿死一个人，创造了方圆几十里难得的没死一人的奇迹。由于我家在解放前是自给自足的中农阶层，常常接济别人已成了祖母、母亲和父亲的传统美德，姨父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祖母送了一袋麦皮给他，他们和着野菜度过了难关；表姐夫上水利饿得奄奄一息祖母送了一袋红薯给他，在这极度艰难的岁月父亲又收养了已经沦为孤儿的三表姑。这些人都是知恩图报之人，后来在文化革命给予我家无私的援助。
三表姑是祖母娘家唯一的一条根。祖母娘家姓黄，只有一个哥哥，是一个风水先生，为人家看了一辈子风水，可惜没有看好自家的风水，父母早亡，自己也早早撒手西去，留下妻子和独苗闺女，后来妻子改嫁一个李姓人家，五九年腊月夫妻两个又被活活饿死。三表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