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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放下书包我就去拿饭碗，细心的母亲看到我那被尿液和着灰尘弄脏了的上衣赶忙问道：“你的背后哪来那么多泥巴？”说着就把我拉到她的面前。
我本打算隐瞒事实真象，可是母亲已经闻到了那刺鼻的骚味，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又是被欺侮，自己拉尿是不可能撒到自己的后背的，父亲和奶奶听说后也过来了，一看心里也明白了几分，于是轻轻地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想让他们作无谓的伤心。还是父亲把问题看得深远，无奈地叹着气说到：“看来这书是不能再读了，要不然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奶奶就早早地起床了，收拾好我和她的换洗衣服，趁村子里的人都没起床，我和奶奶就上路了，这是当天晚上三个大人商量的结果，要奶奶带着我到住在离我家有三十多里且是深山老林的表姑妈家，这是奶奶堂兄的女儿和我父亲一向情同手足，是我们全家最信得过的人。
就这样为了保住我这条小命，为了保住我们全家的希望，我被迫离开了本应属于我的书本、教室和老师，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十一、重返校园
我和奶奶在表姑妈家一呆就是半年，姑妈和姑父也等待我们亲如一家，表兄、表弟、表妹都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上午上学，下午就把课堂上尝到的东西再教给我，我和奶奶虽然是背井离乡，但由于姑父和姑妈一家人对我们的善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姑父、姑母象大树一样为我遮风挡雨的养育之恩我终生不会忘记。
快要过年了，父亲来到了姑妈家说是接我们回家过年。同时也带来了令我和奶奶多少有几分高兴的好消息，地区工作队都撤了，我家的成份仍然定为中农，没收的我家的房子暂时还给了我们，只是父亲仍然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贪污了多少钱仍然没有结论，工作队临走时说是房子暂时还给我们，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命运也总算有了一点转机，我也总算开始有了一点难得的自由。
六七年春天，年刚十四岁的我在经历过那场生死悠关的劫难之后，又回到了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说它熟悉是因为半年前我曾被迫离开这里，说它陌生是因为仅仅半年不见，学校已被所谓的造反派组织糟蹋得满目疮痍。我原本打算重返校园后发奋读书，牢牢抓住这难得的学习机遇，看来一切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开学典礼大会上不见了那个戴着眼镜躬着背的老校长，坐在台上正中央的是一个佩戴红袖章趾高气扬的年轻人，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的校长也是一个走资派，是什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已经被开除回家了，那个戴红袖章的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弟弟，在县一中读书刚毕业，是一个什么组织的头头，现在学校的人都叫他尤校长。
大会开始了，只见尤校长腾地一下站起来，先是举起左臂高呼：“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接着就开始作起了开学典礼报告，只听他吭了一声之后就开始讲话了：“同学们，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统治学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当官论，也要批判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砖”论，从今以后看一个学生好坏如何，不再是看他的成绩如何，而要看他是不是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学期开始学校不再发教材了，教师上课也不需要书本了，教师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那次尤校长讲了很多，什么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哟，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专政哟，什么批判读书当官论等等，尽管我那时不懂得什么主义，但尤校长那满口充满火药味的革命术语似乎给我一个感觉学校不是读书学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大批判的舞台，是一个造反的战场，往后的事实也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新学期的第一节课开始了，随着大铁钟的叮当声渐渐地在空中消失，来给我们上课的是一向深受学生尊敬且充满活力的杜老师，今天却一反常态慢慢地无精打采地走进了教室，手中的教科书被一张折叠得皱皱巴巴的报纸所代替。上课了，他有气无力地讲道：“同学们，今年学校没有发书，校长叫我们上课念报纸，主要是念些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文章。”说罢就开始念起了报纸上的文章。课堂上没有了往日的生气，没有了往日的笑声。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根本听不懂那些革命大批判文章，于是教室里说悄悄话的，打瞌睡的，画画的，看小人书的。。。。。。五花八门，老师也懒得去管教学生，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我们的老师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又怎么去管学生呢。
果然，就在那年农历三月的一天，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把全校师生集中在学校后面的一片大槐树下召开批斗大会。那时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坐在绿荫如盖的大槐树下，等待着大会开始。会前各班争相合唱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歌声一阵高过一阵，此起彼伏谁也不甘示弱，仿佛革命热情在每一个人的胸膛中燃烧激荡，谁的歌声最响谁就最革命。
批斗大会开始了，三个批斗对象戴着足有两三尺高的绿帽子，反背着双手被五花大绑地推上了大会主席台。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其余两个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主席台上早就为他们备好了三个独凳，造反派的头头恶狠狠地命令他们三人跪在凳子上。首先由既是校长又是造反派头头的尤校长宣布他们三人的罪行，这时我才知道他们三人，一个是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一个是因为其伯父战争年代自动脱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学校让他在墙上书写宣传标语，也怪他运交华盖，在写标语时错把“越南必胜，美帝必败。”写成了“越南必败，美帝必败。”一字之差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宣布完他们的罪行，便由他们交待自己的错误。那两个因为出身不好，一向胆小如鼠，一听说要他们自己认罪，就赶忙摆出一副极其诚恳的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自己及其家庭进行鞭挞入里的深刻批判，那种诚恳，那种自责，那种痛改前非的决心实在令人感动致至。唯独我们的杜老师至死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理由就是写错字不是有意的，而且是自己发现后就改过来了，并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越是不承认就越是不老实，斗争就越残酷，绳子越捆越紧，渐渐地双手变成了乌黑色，越肿越大绳子越陷越深，开始杜老师还能咬紧牙关，脸上豆大的汗珠只往下滚坚持不吭一声，后来那些造反派的虾兵蟹又将瓷碗砸碎堆在一起令他跪在上面，慢慢地鲜血透过衣服渗了出来，终于杜老师实在熬不过了才有气无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我。。。。。。我。。。。。。我是现行反革命；我。。。。。。我。。。。。。我有罪。。。。。。”就这样长达四个小时的批斗总算结束了。
自那以后，参加革命大批判的活动是家常便饭，不是批判身边的阶级敌人，就是批判刘邓陶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就连平时的作文也是写大批判之类的文章，到了第二年年底，也就是公历一九六九年元月，我各许多同龄人一样站在革命大批判的舞台上告别了小学，进入了初中。怀着对初中生的向往和对初中神秘的猜测开始了中学生的生活。那时的我说句不谦虚的话，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成绩优秀者，写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当作同学们的范文，算术得满分是经常的事，由于成绩优秀常得到老师的亲睐，自己对读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满以为进了初中就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任意的驰骋遨游了，可是哪里想到又赶上了开门办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生的主要时间不是在课堂，而是在校外，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辟山造田。
那时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让荒山变成火米粮川的豪迈誓言化作了全国亿万农民了具体行动，就连我们这些乳臭末干的中学生也成了“治山、治水、治坡”的三治大军的行列，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一边挖土方，推板车，一边利用空余时间上课。说是上课，其实就是劳累之余的休息。对于还远没有成年的我们，接连几个小时的劳动之后，混身骨头就象散了架，一停下来就想仰面朝天美美地睡上一觉，哪还有心思用来上课。
辟山造田不仅辛苦而且危险，遇到难挖的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