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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惨酝哪抗饣鼐炊苑健N颐潜咦弑咛副吆摺拔逍呛炱煊缙铩钡母枨�10年来没有敢说的话,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滚滚而至,谈不尽、说不完。跟着队伍来到东长安大街,街面宽阔,人更多,旗更多,好像又来到一个新世界。其他游行的人见我走在队里,纷纷投来赞叹的目光,有的说,你瞧:这白发老人走得多带劲!旁边还有人搭腔:那是“四人帮”压迫的反作用。你看,后边跟着一辆自行车在“保镖”呢。话语声,欢笑声,口号声,鞭炮声,汇成了特殊的交响曲。加上鲜艳的红旗,10月的阳光,使人觉得分外温暖、舒服。长安街、天安门,您好!祖国自由了,人民解放了!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东西长安街上的路灯、照明灯齐放光明,看着周围的灯光突然像闪电似的大亮特亮,我不禁泪流满面,哼了一句:“日照大地万物生。”国瑛转身看我,她也热泪盈眶。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这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蓝苹,你也有今天!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许多干部靠边站,被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和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被他们带到崩溃的边缘。“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所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60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四人帮”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出狱时已是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10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4)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诚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被告江青诬陷迫害周恩来、邓小平等的阴谋活动以及其他罪行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尽管江清百般抵赖,终究逃不脱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谴责,受害者家属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喝道:“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大家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
沈醉:中国得救了(1)
沈 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
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被中央有关部门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三十年》,沈醉著。书中讲述了他解放前18年的特务生涯及解放后的复杂经历。
自从周总理逝世之后,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一天比一天多。全国人民对“四人帮”一小撮人的横行霸道,已经是愤恨之极,由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敢于采取各种对抗行动了。“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恐惧万分,更加穷凶极恶起来。
有的人只说了“周总理逝世前留下了遗嘱”这样一句极普通的话,“四人帮”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别有用心地在全国各地“追谣”,仿佛要一追到底,才肯罢休。当时,我在心里嘀咕着:这下不知谁又要遭灾了。对“四人帮”的这种做法,用“作贼心虚”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同时,从他们追查这一句话,并把它指为“谣言”来分析,也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害怕到了什么程度;也不难理解,他们对周总理又仇恨到了什么地步。周总理逝世时的一个遗嘱,竟把他们吓成这样,忙成这样,这就足以显示出周总理的伟大,而他们是何等的渺小啊!
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四人帮”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中央公布十五号文件的前两天,北京大街小巷就有不少人交头接耳,笑逐颜开地在互相传播这一特人喜汛。有些人见面,只是问一句:“听到了没有”?问的人是那么兴高采烈,听的人如果已知道了,便也报之以兴奋的微笑。当然,说的人越多,越加证实了这一特大喜讯的真实性,便越传越起劲,好像没有比这件事更值得庆贺似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我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从内心里轻轻喊出了:“中国得救了!”对方也用万分激动的语气,补上一句:“中国共产党也得救了!”
祖国的蒙难,中国共产党的蒙难,是多少亿人民所日夜为之不安的头等重要问题,一旦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除一小撮人外,谁又不欢呼跳跃!
尽管我正式听到这一消息是1976年10月21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东厅传达中央十六号文件时,但基本上都早已肯定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了,因为平日最爱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四人帮”及其爪牙,从10月7日以后,完全绝迹了。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大都心中有数,只差在公开场合来公开讨论,公开庆祝了。所以这一大快人心、人心大快的喜讯,一经中央正式公布,下午便开始庆祝游行,连举行座谈会都推迟,而是先上街庆贺。10多年没有用过的全国政协的大横幅旗帜,也高高举了起来,我们能走动的专员,无不显得特别年轻,跟随机关领导和职工,从机关走到沙滩,与各民主党派的人,一同从沙滩向天安门走去。沿途游行的队伍和看热闹的群众,看到这一队老头老太太队伍走过时,都投以尊敬的目光,他们看着这群劫后余生的老人,今天也和青年们一道在为粉碎“四人帮”而欢呼。
第二天,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单位再次在沙滩集合,一直游行到西单。这样的特大喜讯,谁又不想多欢庆一次呢!
第三天,还是继续游行。机关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劝我们不要去,但是我和另外四个人还是坚持去了。这样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是可以使老年人也会变得年轻,也能使疲劳被吓跑的。
在一连串的游行庆祝与开大会、开座谈会等庆祝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此,开始进入了揭发与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阶段。这时,我正在想尽力搜索一点“四人帮”中江、张当年在上海的罪行材料。我想起了我二次入狱后,有两批人来追问我,过去既认识崔万秋,为什么会不认识当时与崔有过往来的人。我一生中干过唯一的一次聪明事,就是坚决不承认我会认识与崔往来的人,不论是假客气来劝,还是硬逼,我都顶过去了,没有幻想能认识什么“大首长有好处”,而宁愿坐牢,因此总算保全了这条老命。今天,要揭发他们的滔天罪行,便得从他们过去的丑恶历史来一步步清算。我应当主动站出来,不能再不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