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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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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们不讨厌，爱徽基本上不拒绝任何男人。她经常在吧台上容光焕发地俯下头来，对我和戴娅悄声说：“今天晚上宿舍帮我留个门，我现在要去做个爱——情！”然后朗朗大笑。她虽然迟归，但从不在外留宿。有几回，她一推开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暗地里。我们赶过去扶她，搀到床上。她腆着脸，拍拍我们的手，说：“没办法，实在要累死了。走都走不动了。”接着她忍不住笑，露出两个酒窝，全身颤抖，把头埋在被子里，“咯咯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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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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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徽曾经说过自己是个独臂的写字人，她可以将字写在纸上，写在脸上，写在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但无法写在手里——即使借助镜子也不能。我感觉到那些无可名状的哀伤正随风打转，但我不能默然后退。戴娅说过我们必有坚持。而秦则，他弯下腰，他会指点我看。他对我说，柯朗，你瞧，尘世里有那么多扇门。有的门，装修精美真实切近，你触摸它，觉得理解觉得快乐，它淹没在尘世里，被你时时念及，如影相随；然而，有一扇门，它内藏玄机，你打开它，会发现这样一个世界：孤独、深邃、漫长却必定会贯彻人生始终——你现在发现了文学，你发现了大美，你无法骤然放手。
文学！当我把这个词安置于纸上，或者放在嘴里。我总觉得羞赧、痛苦和无法言说的神圣。我总是感到自己被推挤在万圣节狂欢的队伍中。很多人，他们欢快地敲击所有的门，很快他们又跑走了，因为他们脚踏实地地活着。但必有一些人，他们偶然被这扇门里不为认同的世界吸引，他们孤独地扭动门锁，悄无声息的走进去。他们注定被那个世界所吞没，注定带着别人认为荒谬的逻辑消失。
即使如此，我这样写着，自己也觉得矫情。人生宛若流矢酷似水晶，其光四射目的非明。或许那些曾经的狂热、那些人的历程——他们只是我无数个前途屈指可数的可能，像我的分身小心翼翼地朝各个方向趔趄而行。现在，我只能低下头去，看人生的花开放，安静地充盈它自身——
大雾笼罩海岛，已经两天。渔船大多不出海，在湾里聚着，潮打来时木着脸晃动。极少那些响着马达游动的，也不走远，含糊可以看到星点点的灯。岛屿上，有些树光秃秃，有些树开花了。人走在抑郁低垂的水气里，满脸湿润，轻飘飘好象会飞起来，尤其是那些穿著拖地裙子的女孩。
“一踮起脚尖就踩不到地面的感觉啊。”记得坐在吧台边，戴娅就这样对我说。
那段日子，只要没课。我和戴娅爱徽经常在秦则的酒吧逗留。戴娅总在高脚椅上昂着头，狂热的光线被她冷淡的表情拒绝，不得不朝四方延伸，于是吧台上每个安静洁白的倒置杯子里，都装着戴娅小小的苍白的脸。我落在暗地里，看着她，象看皮影戏里的公主，狰狞又奇异的浓烈。
爱徽在这个酒吧做兼职吧女，她向所有客人推销白酒以拿取回扣。除了秦则，酒吧里所有男人们都叫她“爱”，混在酒精里叫，显得格外旖旎。秦则说她非比寻常，“简直在搞行为艺术”他说。我们都对她着迷，毫无办法。
秦的酒吧和沙滩沿线上招徕四季游客的酒吧大体相同：舞池狭小、灯光昏暗，厨房里热着乏味的咖啡和不伦不类的土司。当初大学师兄何霁文把我们带到这个酒吧时，我们对它毫无兴趣。何霁文对秦则介绍道：“这几个女孩文字领悟力棒得很。”秦则就笑起来，礼貌地打量我们，边和蔼着说：“欢迎来玩，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只管招呼一声。”他并不热情，因此我沮丧着揣度他认识很多所谓“文字领悟力棒得很”的人。
秦则总是把文友们的诗贴在东面的墙上，钢琴旁边，像许多小旗帜迎风招展。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噱头，类似市面上所流行的贴“文化标签”的行为。有天午后，服务生刚刚把酒吧清扫了一遍，门窗洞开，大理石桌面上残留着水迹，整个空间若有若无地闪动着从天上跌落到茶色玻璃色泽中、又折射进来的浅黄色光，客人稀少。何霁文用食指点着钢琴键盘，大声说：“好吧，我们来谈诗歌吧！我们来谈文学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开场白，忍不住吃吃地笑。秦则听见我的笑声，扭过头，他低头看看我，好象怂恿一般：“小朗，谈谈文学吧，不用很长的时间，看，把你杯子里的茶叶泡淡了，我们的话题可能也就永远结束了。”他口中的那个“永远”让我惶惑，有一刹那，我觉得他生气了。但随即秦递了本《外国诗歌》给我：“给我们读读吧，你这样读过诗么？这样的——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每个人竖着耳朵听你说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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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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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开那本发黄沾满油手印的小册子，跳下高脚椅，用手指揪齐身后裙子细小的褶皱，随便拈了一首，开始读。这是我第一次大声地对着旁人读诗，秦则说得没错。我至今依然记得那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秋风中瘦弱而羞涩的太阳
树林中掉下了水果。
就在兰色的房间里
静静度过一个悠长的午后。
金属垂死的呻吟：
一只白色的动物倒毙于斯。
褐皮肤的女孩们沙哑的歌声
在飘散的落叶中随风而逝。
额头梦想上帝的色彩，
轻触疯狂温暖的翅膀。
小山旁逐渐扩散的阴影
黑漆一片被腐烂所包围。
有着宁静和美酒的黄昏；
悲伤的吉他声还在流动。
面对柔和的小灯，
你仿佛投宿于梦中。
在我读诗的间隙，有几个人推门进来，还有一个一直坐在那里抽烟的男人站起来，招呼结帐，走出去。每当有这样额外的响动，我的声音就更尖利。这么好的诗歌真该有一种魔力，把此时此地统治住，不教任何物事打断——我一边念，一边绝望地想，抑制不住双腿战抖。臃懒的风从窗外匍匐进来，洞悉我每一处竞张的毛孔。只有它知道我莫名激动：当我放下书装做若无其事对大家微笑的时候；当何霁文取笑我，说：“天啊，你竟然把特拉克尔读得像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的时候，恍惚有一些东西在我身上水落石出，整个整个的世界因此不一样了。就好象小时侯迷了路，绞着手在大街上乱窜，猛然扑到家人的怀里，可以长长的吁一口气。
这样的激动延续在酒吧的每个晚上，何霁文弹琴的时候我们就轮流上去倚在墙边大声念诗，口齿清晰毫不含糊。我们语调哀伤，何霁文就欢快地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我们兴高采烈，他就拼命地把马斯内的《沉思曲》敲得震天响。我们总觉得是拿着文学与情绪对抗音乐，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全神贯注，因为两者同样伟大，在酒吧东面的墙上，我们夜夜与何霁文短兵相接。这让全酒吧的人笑得要死，我也一样。
可是我不喜欢起雾的天。本来站在岛屿高高的岩石上，还可以看见大陆的一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温情的雾让海岛瘦骨嶙峋的孤独。蔬菜贵得要命，人说话像隔着玻璃。何霁文喊：“我们写诗吧，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大雾写下来。”说完就趴在酒杯边睡着了；爱徽冲到理发店里，要把她被水汽潮湿得难受的长发剪短，师傅慢悠悠地拿出很多彩色夹子，把她的头发分成缕，撩在鬓上。“干什么呢？”爱徽疑惑地问。“看看你头上插着夹子，好看不好看罢了。”理发师傅空洞地打着呵欠，说。我和阿廖挽着手在路上走，开头兴高采烈，阿廖欢呼着提议到哪里为我下个月十九岁生日喝上一杯。但他路过一个网吧，站住了，和门口一个男孩一起眯缝着眼睛好奇地盯着屏幕，“这个，好玩？”他问。男孩子点点头，他就走进去，坐下来。我自己插着裤口袋穿过马路去吃臭豆腐，油在小贩的锅里垂头丧气地响，豆腐很不臭。我随手挖了个椰子喝，也不甜……
这场大雾加重了奶奶的病情。据说呆在叔叔家，她打嗝时会散发难以忍受的腥臭气味，人也懒了，成天赖在床上，只睁着两只眼睛哼哼。叔叔叫了辆木拖车把她载到我家，放在我床上。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中只听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拿个塑料袋来。”他说。
“什么？”爸爸离得远，没听清。
“拿个塑料袋来，等会妈要吐的。”他开始不耐烦了。
“什么？——哦哦”爸爸快步跑走了，再回来手上已经有了个塑料袋——他听不清叔叔的话的时候，我可真恼他。
后来，等他走了，爸爸告诉我，叔叔给了我们一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