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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当他们放弃了圣克鲁斯的安稳，再次上路时，他们才陷入了那个夏天掌控全国的那股愤怒当中。已经将联邦政府的三大机构全部掌控在手的保守主义者们为何仍会如此愤怒——对可敬的伊拉克战争怀疑者，对想结婚的同性恋人，对温和的阿尔·戈尔和谨慎的希拉里·克林顿，对濒危物种和它们的保护者，对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准的税收和油价，对老板本身也是保守主义者的主流媒体，对为他们割草、洗碗的墨西哥人——沃尔特觉得这有些神秘。当然，他的父亲曾经像他们一样愤怒，但那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盛行得多的年代。保守主义者的愤怒对应地引发了左翼人士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在“自由空间”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举办的活动中几乎烧焦了他的眉毛。那些听他演讲的年轻人对从乔治·布什、蒂姆·拉瑟特＇78＇到托尼·布莱尔、约翰·克里的所有人的称呼都是“猪头”。九一一事件是哈里伯顿公司密谋策划的，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沙特阿拉伯的皇室家族也脱不了干系。三支车库乐队在他们演唱的歌曲中幻想着怎样去折磨、杀死总统和副总统，歌词粗俗（我在你们的嘴巴里拉屎/大浑蛋，感觉真是不错/哦，小乔治/太阳穴上来一枪就够了）。拉丽莎已经向实习生们，尤其是向沃尔特再三强调过要有原则地传递信息，紧贴和人口过剩有关的事实，尽可能广泛地吸纳民意。但是，没有理查德之类的明星的加盟，活动主要吸引的是那些成见颇深、对社会不满的边缘人，那种会戴上滑雪面具走上街头暴力反对世贸组织的人。沃尔特每次上台演讲，都会因他在惠特曼的那次爆发及言辞过激的博文而得到喝彩，但是一旦他说起要明智，要用事实说话，人群就会变得安静，或者开始喊叫他那些更合他们口味、更具煽动性的言论——“地球上的肿瘤！”“去死吧，教皇！”在西雅图，现场气氛尤其丑陋，他只好在一片嘘声中离开了讲台。他在中西部和南部较受欢迎，特别是在大学城，不过听讲的人也少得多。等他和拉丽莎来到乔治亚州的雅典城，早晨他都已经不怎么愿意起床了。光是赶路就累垮了他，而当他想到整个国家的愤怒不过是他自己的愤怒被放大后的回响，想到由于他个人对理查德的不满，“自由空间”失去了原本可能拥有的更为广泛的粉丝群体，想到他在花乔伊的钱，而如果把这些钱捐给计划生育组织可能会更加有用，他就不由得心情沉重。拉丽莎承担了大部分的驾驶任务，为活动贡献了全部的热情，要不是为了她，他或许已经放弃行程，干脆去观赏鸟类了。
“我知道你很沮丧，”开车离开雅典城的时候，她说，“但是我们肯定正在引起公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免费周刊在为我们作的活动预评中，一字不差地登出了我们的论点。博客和网上评论也都在谈论人口过剩。以前，自七十年代以来，就没有人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大家又谈论起来了。我们的思想突然就出现在世界面前。新思想总是从社会边缘起步发展的。不能仅仅因为不总是晴空万里，你就泄气。”
“我在西弗吉尼亚保护了一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他说，“在哥伦比亚保护的还要更多。那是出色的工作，真正有成效的工作。我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呢？”
“因为你知道那是不够的。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让人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看着他的女友，她的双手坚定地握着方向盘，明亮的眼睛盯着道路，他想他或许会在想要成为她的渴望中爆裂，在对她不介意他就是他的感激中爆裂。“我的问题在于我不够喜欢人类，”他说，“我真的不怎么相信他们能够改变。”
“你其实非常喜欢人类。我从未见过你对任何一个人刻薄。当你和人说话的时候，你总是忍不住满脸笑容。”
“在惠特曼我可没笑。”
“事实上，你在笑。即便那时你也在笑。这就是古怪之处。”
无论如何，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也没有多少鸟可供观赏。一旦它们占好领地，完成交配，那么对小鸟而言，四处抛头露面可没什么好处。早晨，沃尔特在禁猎区和公园中散步，他知道里面仍然充满生命，但是蔓生的杂草和枝叶繁茂的树木在夏季的潮热中一动不动，犹如在他面前上了锁的房子，又或者犹如眼中只有彼此没有他人的情侣。北半球尽情吸收着太阳能，植物默默地将其转换成动物的食物，昆虫吱吱咕咕的叫声是唯一的声音副产品。这是来自新热带区的候鸟们得到回报的日子，是它们需要牢牢抓住的日子。沃尔特忌妒它们有事可做，他怀疑自己之所以开始感觉抑郁，是因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个他无需工作的夏天。
“自由空间”全国乐队比赛定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而且，不幸地，定在了西弗吉尼亚。该州地理位置较偏，依靠公共交通很难到达，但是等到沃尔特在博客上提议改变比赛地点时，粉丝们已经对西弗吉尼亚之旅兴奋不已，急着去批判它的高人口出生率，它被煤炭公司控制了的地产权，它数目众多的原教旨基督教教徒，以及它对乔治·布什在两千年大选中险胜的结果应负的责任。拉丽莎已经征得维恩·黑文同意，要在基金名下的原山羊牧场举办这个活动，她早就瞅准那块地方了；黑文被她的大胆提议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无力抗拒她的软硬兼施，最后只好答应了她。
疲倦地驶过铁锈地带＇79＇后，他们的总行驶里程超过了一万英里，汽油消耗量超过了三十桶。八月中旬，他们到达双子城时，恰好碰上夏季第一股带有秋意的冷空气来袭。在横跨加拿大、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北方森林中，在那一片仍然基本保持完好无损的北方森林中，刺嘴莺、捕蝇鸟、鸭子、麻雀已经完成了生儿育女的工作，换掉繁殖期的羽毛，披上了更利于伪装的新羽衣，正在风的寒意和太阳角度的变化中接收再次南飞的信号。通常，父母先起程，留下幼鸟先是练习飞行和觅食，然后更加笨拙地，以更高的死亡率，飞去它们过冬的地方。秋天离开的鸟中只有不足一半会在来年春天又飞回来。
沃尔特曾经听过“生病的切尔西”，一支圣保罗乐队，为“创伤”作开场表演，并推测它熬不过第二年，不料它仍然健在，而且以足够多的歌迷投票，成功晋级“自由空间”在西弗吉尼亚的大赛。除去她们，人群中的熟悉面孔就是沃尔特在巴瑞耶街的老邻居塞思和梅里·保尔森了，他们看上去比现场沃尔特之外的所有人都要老上三十岁。塞思非常喜欢拉丽莎，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他不理会梅里说她累了的请求，坚持在比赛结束之后去“品味泰国”吃了一顿过点的晚餐。这顿饭成了八卦者的节日，塞思向沃尔特打听乔伊和康妮这桩现在已无人不知的婚姻的内情，打听帕蒂的状况，打听沃尔特和拉丽莎究竟是怎么好上的，以及沃尔特遭《纽约时报》恶评背后的情况（“老天，你在那篇文章中可真是不好看”），梅里则在一旁打着哈欠，扮出一脸顺从。
回到他们住的汽车旅馆，时间已经很晚，沃尔特和拉丽莎进行了一场类似争吵的对话。他们原本计划在明尼苏达州休息几天，去看看巴瑞耶街，看看无名湖和希宾，看看他们能否找到米奇，但是拉丽莎现在想掉头直接去西弗吉尼亚。“我们那边的现场人员当中，有一半都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她说，“他们可不会平白无故地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需要立刻赶过去，安排后勤。”
“不行，”沃尔特说，“我们之所以把圣保罗定为最后一站，为的就是能在这里抽几天时间休息。难道你不想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吗？”
“我当然想去。迟些去。下个月去。”
“可是我们已经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