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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只是安住在一种禅境，感觉自己正向天空开展，最后总是会回到铃木禅师的途径——对我而言，静修是自我表达的方式，静修时我所付出的时间和注意力，令我产生自我肯定的感觉，我觉得我在对一个更大的力量献礼。这份感觉带给我不可名状的满足。禅坐时任何身心的变化我都不追踪，也不回顾。如果没有任何进展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现在对癌症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偶尔还是会想像再次住院的情景，“会不会又要做化疗？”之类的念头还是会浮现，但我已经不再被搅扰。癌症变成了背景，我甚至连这样的改变都不再认为是什么进步的“征兆”了。我已经听过太多人说他五年都没有复发，但后来竟然转成骨癌。不管怎样，它不再是一个不祥之兆总是好事。
体检后的几个月，崔雅和我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可能恢复正常了。我们让心中的希望缓缓升起，并以此迎接未来，除了写信之外，我也开始打坐。我结合了禅宗的训练，以及卡卢仁波切所教的自他交换和本尊瑜伽。
由于自他交换的练习，我不再害怕自己的焦虑、沮丧和恐惧。每一次当痛苦和恐惧生起时，我就深深地吸入“让我把所有的恐惧吸进来”这个念头，呼气时再吐出去。我开始能安住在自己的情境中，不再退缩到恐惧、愤怒或烦恼中。其实就是，我开始能消化自己的痛苦，那些累积了三年无法消化的经验。
崔雅和我在拉雷多度过圣诞。过去四年也是如此。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崔雅可能在新的一年重拾健康。
回到博尔德以后，崔雅发现她左眼持续出现波浪形的干扰。这个现象已经来来去去一个月左右，现在愈来愈显著了。
我们到丹佛找我们的肿瘤科医师，他为崔雅安排了一个高密度的脑部电脑扫描。当医生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等候室里，他把我拉到一旁。
“看起来有两三个肿瘤在她的脑部，其中一个相当大，大约有三公分。待会儿还要对她的肺部进行扫描。”
“你告诉崔雅了吗？”震惊尚未开始，我觉得是在谈论别人，而不是崔雅。
“还没有，等肺部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我坐了下来，望着空中发呆。脑瘤？脑瘤？脑瘤是……很严重的。
“她的两片肺叶里也都布满了肿瘤，算一算大概有一打左右。我和你一样震惊，明天早上你们最好到我的诊疗室来，让我好好地对她说？我要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妥当，再让她知道。”
我整个人震惊得不知所措，我原本以为自己会这么说：“嘿！等等！我们从不这么做的，我要马上告诉她，我们从不隐瞒对方的。”可是没有，我只是麻木地点点头。
回程的路上气氛僵得吓人。
“我觉得自己很干净，很好，真的。我想那大概和糖尿病有关吧，亲爱的，我们有一段好日子等着，别愁眉苦脸的。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宰了那个大夫，我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崔雅，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想到这件事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和她将要忍受的一切，我就开始反胃。如果自他交换真的有效，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她吸入我的体内，然后带着那该死的病一起消失在宇宙中。我对崔雅的爱与对那个医生的恨同时在体内无限地扩张，但我嘴里只是不断地喃喃自语：“我想一切都会没事的。”
一回到家，我马上冲进浴室狠狠地吐了一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致命的吸引力”。回到家后，崔雅打了一通电话给医生，知道了所有的事。
我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难以抑制的愤怒！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该死！该死！该死！该死！然而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特别害怕这个结果所代表的意义，我只是火透了。我开始猛踢厨房里的柜子，扔东西，大吼大叫，我不想放下我的愤怒，因为那是正当的反应，我火透了，我要抗争！我观想里的白衣骑士，现在已经变成一群凶残的食人鱼。
我们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第二天崔雅和我疯狂地四处寻找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只要可以控制这个嚣张的病情，我们一定前去求医。崔雅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近乎20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伯金斯基疗法、雷维奇疗法（Revici）、伯顿疗法、杨克诊所（Jander Klinik）、凯利／冈札勒斯酵素疗法（Kelley／Gonzales）、美国的生化疗法、利文斯顿惠勒中心、汉斯·尼泊疗法（Hans Nieper）、斯坦纳·路克斯诊所（Steiner Lucas Clinic），以及泽森食疗。
盛怒之后，我经历了一段放弃与沮丧的日子，我无法自制地缩在肯的怀里哭泣，我完全跌入了谷底，遗憾、悔恨与自责，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想到会怀念的事：艺术、滑雪、与家人及朋友共度余生、肯、肯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和我的密友们共度余生。我不喜欢把这件事写下来——我永远也无法拥有肯的小孩。肯——我希望能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我不想离弃他。我还想跟他厮磨好几年。我走了，他会变得很孤独，他还会再找别人吗？也许他会参加卡卢的三年闭关，这会让我好过一些。
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治疗方法只剩几个选择：标准的美式疗法，也就是服用更大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激进的美国疗法，是布鲁门欣推荐的极激进疗法，由德国的杨克诊所提供。其中一个治疗项目是由迪克·科恩选出来的，他是维琪与癌症支援团体的好友，这项治疗必须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平均来说，14个月后如果无效，就可停止治疗。崔雅已经不想再服用阿德利亚霉素，不是因为她承受不了，而是她觉得这项治疗对癌症根本起不了作用。
杨克诊所是以短期、高剂量的化疗闻名，这个疗法非常激烈，一些承受不住的病人，就必须佐以生命支持的治疗方法。杨克诊所因为替鲍勃·马尔利（Bob Marley）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等名人治疗而常被媒体报道。一些公开的报告（非科学性的）也指出，杨克诊所把癌症症状减轻70％，因而吸引了许多慕名者前往，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然而许多美国医生却表示，这种把痛苦减轻的现象是极为短暂的，一旦癌症再度复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
布鲁门欣又给崔雅一连串的建议，这些疗法连中美洲的独裁者都会觉得残酷。他最后说：“我求求你，亲爱的，别到德国去。”他依惯例给崔雅一些冷酷的统计数据：也许还能再活一年吧，如果运气好的话。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六
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爱迪丝，嗨，我是肯·威尔伯。”
“肯！你好吗？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
“爱迪丝，崔雅的癌症又复发了，这一次是在肺部和脑部。”
“喔，太可怕了，我真的很遗憾。”
“爱迪丝，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打电话给你的，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真不敢相信住进医院已经10天，还没开始化疗。我们在星期一抵达波恩，晚上出去吃晚餐。星期二一大早，我觉得不对劲，下午就住进了“诊所”（Klinik）。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发烧（39摄氏度）。除非我能度过这场感冒，否则无法进行化疗，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这意味着一切都得往后延两个星期。
住进这里的第一晚，与两位女士同病房，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友善，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位整夜都在打鼾，另一位似乎认为只要她对我多说些德文，我就会听得懂，于是她一整晚都以德文和我话家常，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诊所”的所长奚弗大夫设法让我住进一间单人房（这种病房在“诊所”里只有两三问）。房间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像住在七重天。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护士会英文，少数几位会说一点，但都不算流利。我向他们解释自己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聊表不懂德文的歉意。
第一个晚上和我同病房喜欢说话的那位德国女士，带肯和我到餐厅吃饭；晚餐供应的时间是从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半。食物糟透了。早餐与晚餐供应的大部分是冷食——起司片、火腿片、肉片、香肠片、外加各种全麦面包，这些对糖尿病人全是禁品。中餐偶尔会提供热食，像是炖肉或煮洋芋，这已经是最极限的菜色变化，但对于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