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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被他批判的前任苏共领导一
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戈尔巴乔
夫把人作为中心，把“民主
”
“、自由
”
“、人权
”等看做是至高无上
的东西，因而看上去要更强调人，强调群众，这是他和前任的不同
之处。但是，口头上依靠群众，并不等于实际上依靠群众。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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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忠实地表达了群众的意
愿，反映群众的要求，而主要的是反映那些对他有影响的派别和人
物的想法。这就使他的主张具有易变的特点。例如他对多党制的
看法就是如此。在
年
月为《真理报》写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革命性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强调一党制
适宜于苏联国情。但是，年
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戈尔巴
乔夫就认为多党制不是什么不幸，并劝人们不要“像魔鬼怕烧香
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了。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进
而表达了同其他新出现的政党合作的愿望，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
的立场上。戈尔巴乔夫的政党观发生如此急速的变化，其背景，不
过是反对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右翼力量的日益猖獗。也正是在这
种势力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和抗议，宣布中
止苏共的活动。此外，从戈尔巴乔夫崇尚中庸、热衷于无原则的调
和、退让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那种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不顾、靠
政治手腕来达到目的的官僚政客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改革
前后的苏共表面上区别很大，但在群众观念极其淡薄这一点上却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在方向上，戈尔巴乔夫也和被他批判的前任领导一样，
不能自觉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不能不和促进经济的
发展相联系，不能不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对于这一点，
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一开始是清楚的。但是到后来，当政治
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摆到面前时，就出现了方向
性的迷误。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认为它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津津乐道于人民取得的“民主”
和“自由”。这样，改革就错过了大好时机。等到苏共和戈尔巴乔
夫终于认识到不能不抓经济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反对派羽毛已丰，苏共内派别分野也已形成，苏共再像过去那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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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己的政策已不可能。很显然，这种状况，是苏共过去对群众利
益长期麻木不仁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放任自流
的政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领导和引导。戈尔巴乔夫低估了
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为还权于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也
放松了对这方面的引导。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指出了这一
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
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
满，就这一点来说，人民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
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
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
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
苏共在党群关系上的种种迷误，除了以上所说的认识上的原
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的原因。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曾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讲道：对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改造的奇
迹的迷信，会产生出一个“特种的、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与平民对立
的地位上的精神贵族阶级”。“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在其对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必然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
崇民主义和精神贵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崇民主义需要（不管它是
以赫尔岑创立的、主要信奉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旧民粹主
义形式出现，还是以最新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后者是以
一部分人代替全体人民）产生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原则本身。但是
这种信仰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对立物高于人民一等的思想，即
把人民当成拯救的对象，当成未成年的、需要保姆为其培养‘觉
［美］小杰克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第 281 页
悟’的、未经知识分子教育过的人。
”对于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历
史使命的共产党来说，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以民
为本，一切为了人民，救人民于倒悬、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是共
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党，掌握着普通老百姓所没有掌握的改造世界的先进思
想武器，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因此，怎样正确地把握两者
的关系，避免或者由于以民为本而做群众的尾巴，或者由于掌握先
进思想而自认为高于群众，历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没有处理
好的问题。可怕的是，在掌握政权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认
识，那就很可能以强力逼迫群众，强求他们服从统一的指令。这就
无异于走钢丝：如果这个指令是对的，那还属于不幸中之万幸；如
果这个指令是错的，那将导致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正确地把握二者
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们则多是在这个方面把握失当，
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三：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
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不断创新。在党内建立能
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机制，使共产党总能适应要求，成为一个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
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应当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政党。
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党，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实践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
这个问题。被批判的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曾向列宁提出质疑：“请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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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坦率地说，您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宗教。如
果是科学，那么怎么会至今一成不变，而这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科学
都经历了巨大变革？如果是宗教，那一成不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
就请告诉我，而不要口是心非，不要抗议有些人老老实实用宗教术
语来装饰残存的以外的信仰。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这些
年它应产生新的真理。如果你们以为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
它就是谬误。
”波格丹诺夫这样批评列宁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决
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后来的继承者们，则几乎是个个都被波
氏说中要害的。
苏共内部许多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是非在问题本身，实际上是
一个科学、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僵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
明显。当时，反对列宁主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
经济政策使农民繁荣，会损害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
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社会主义的
天然敌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
定的。如果现在把经济基础变成自由市场、繁荣的农业与轻工业，
那么政治上层建筑或早或迟会发生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变化。随
着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的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实体就会取代
社会主义。不难看出，就理论逻辑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道
理，但其共同的缺陷都是从理论出发来谈论问题，要求用理论检验
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它说明，苏共党内“左”
的东西是有深厚根源的。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的所有起点
都在这里。
简单地把斯大林的实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简单地把
它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都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实践在
许多方面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