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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湾的一位歌星。弄了半天是她的个人演唱会。
在开演的那一天，节目单上赫然印着差不多半场，至少四十分钟的时间，是这位台湾歌星一个人唱，而我和其他几位大陆演员将在上半场陆续鱼贯出场，每人唱两首小歌，以铺垫那台湾歌手的隆重登台！
那一天不巧我病了。贪嘴多吃了云南特有的“干巴菌”，不能消化上吐下泻。俗话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一天之内我脱了人形。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我对这种骗子行径直感到恶心。几位大陆演员无一不气得打哆嗦。
我向来喜欢光明磊落，不愿意被人骗。事前与我们讲清楚，如果大家愿意为那位台湾歌手捧场，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种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行径使我们怒火万丈。连我们都敢骗，并且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这个公司真是胆大包天。
而且，剧场里到处都有摄像机。
主办人根本无视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没有上场。
本来我可以上场。虽然我病重，但是至少我可以像主办单位要求的，上台站一下招手致意，随便说几句话便可对付过去。何况还有那等着给我的几万元钱，只要站了这一下便唾手可得。钱不算少。再说没有人会嫌自己的钱已太多。
我不要这臭钱。士可杀不可辱。
知廉耻者不吃“嗟来之食”。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故事，一直被我作为人格的准绳：有一位书生穷困潦倒，不得已上街乞讨。一次，要了好久不得，饿得头昏眼花。一路人见了不忍，盛了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给他，并大声吆喝：“嗟，来食！”那书生径直走过那人身边对那白米饭看都不看一眼，最后饿死了。
一介书生尚能自爱如此，我，一个堂堂中国著名的明星岂能随意任你像面团那样揉来揉去？
假使是我刘晓庆个人，也许把脸皮一抹放在兜里，上台一唱，几万块钱一揣，过了以后没事人一样也没有少了几斤肉。可是在那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在成千上万的昆明人民面前，我是中国演员的代表，我没有为了几个臭钱随便处理自己行为的权利。
当然，我不出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及种种猜测。在一次我为“星原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问到了这个问题。
我由于心里对这件事感到太丑陋，不想过多说话。
我只说了三句话：“整个晚会是一场骗局。”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连我这样的大明星都敢骗。”
第三句话这样结束：“你们买它的房子要当心。”
其实这几句话我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以上记录的几句话也是从那公司合我的厚厚文件中摘录出来的。
就这样，我成了被告。
那个公司告我说了这几句话后，它的房子便卖不出去，要我公开道歉并赔偿它的经济损失。
这是我知道有官司这件事并且打官司以来最滑稽的一场官司。整个事件日月颠倒，恶人先告状，我没有腾出空来与它算帐，它反倒先咬了我一口。
并且，它动员云南新闻界，在报纸上至少骂了我不止三千句话，大大超额报复了我三句话这个区区小数。
开始我没有在意。真理在我这一边。虽然我是被告，但肯定会赢，因为我，不，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军。再说我对输赢本身也不是太在乎，只要揭露那家台湾公司的丑恶嘴脸便已足够。
不仅如此，我反倒感激这个“傻帽”公司居然为我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天地，我至少可以代表参加那台演唱会的一批演员出一口被侮辱被欺骗的恶气。
我又请了蒋律师。我没有去昆明。那个公司的代表不配与我站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平等的人格可言。
在宣判那天，我心里觉得已稳操胜券。甚至，我给法庭的感谢信都写好了。我准备一接到昆明的电话就将感谢信传真过去。
可是结局大大出我所料。我打败了。太阳居然从西边升了起来。
法院把那个公司究竟骗没骗我这个事实放在一边，而判我不该在那样的场合、地点说。
我不明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多少条的规定。我不知道法院是真不懂呢还是不懂装懂搞出这么一个活报剧似的结论。我说它是骗子，它告我污蔑，我拿出事实来证明它骗了我，这就得了。什么不该在那样的场合、地点说？这绕的是什么弯子？故弄什么玄虚？我不该在那个场合、那个地点说，那么该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说？难道去向那个骗子说吗？难道我被骗了，连说都不能说一声吗？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好比一个人打了人，被打的人喊痛，并且告诉别人那人会打人要小心提防，结果判决被打的人就是痛也不该在那种场合、个地方呼喊。那在什么地方喊？关起门来自己喊给自己听？
假使一个人要杀我并且杀到了我，我不能跟别人说他杀人，只能跟那凶手去说，又有什么作用？我当然应该大声疾呼，揭穿他的凶相，让别人不要被他迷惑再让他杀死。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那公司骗了我，我说它骗人。关键在于它骗没骗我这个事实，我已经证明了它骗了我，骗了我们。不仅我，所有的大陆演员都奋起作了证。
我决定不再对那公司怜悯。过去本来说实话，多多少少对它有一点恻隐之心。办公司不容易。利用公司作点宣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一次，我要怒而触不周之山。我要穷追到底。
为了武则天，我重又粉墨登场
这一天，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处。
他高大魁伟，一眼看是个北方人。我以为与我有生意要谈，于是请坐叫秘书倒茶。
寒暄了几句他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要请我演武则天。
他叫刘大印，是这部戏的制作人。
我哑然一笑，揶揄地问他：“知不知道我不想再拍戏？”
他说知道。事实上我已有五年没有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了。
我再问：“这部戏你打算投多少钱？”
刘大印说是电视剧。三十集。初步设想投资四百万。
我笑得花枝乱颤：“这些钱给我一个人都不够，你出得起我的片酬吗？
他慎重地说，也许出不起。不过，武则天非你莫属，相信你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我继续微笑，扬起头来说：“任何角色对我都是机会。”
刘大印说是。但是武则天不同。她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女皇帝。不，她就是皇帝。这个角色只有请你出山。
“那我以后腾出空来再演就是了。”呷了一口茶，我轻描淡写地说。
刘大印说不对。话虽这样说短时间内武则天这个形象不会再有。也许在你有生之年不会重拍第二次。
我放下了茶杯。
良久。“那就先看看剧本吧。”我终于说。
刘大印觉得有门。第二天就把剧本送了来。
匆匆测览了一遍。不敢恭维。没有多少可演的戏。武则天写得和慈禧差不多。
还是算了吧。我决定不上这部戏。再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的生意正蒸蒸日上，轰轰烈烈，正处在要劲的当口。
老板去拍戏，公司怎么办？企业怎么办？这么多职工怎么办？
武则天的事很快淡出了。我继续忙活我的生意。
估摸着时间刘大印打了电话来。问我对剧本感觉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不好。我决定不上这部戏了。实在是抱歉。
刘大印说别别别，我们可以改。
“很难改。”我想了一下说。剧本基础与我之所想大相径庭，非大动干戈不可。“太麻烦了。”我接着说。
还是算了吧。以后再合作。
“一个星期以后拿新剧本给你看。”刘大印挂断了电话。
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新的一套剧本前五集又送到了。刘大印真是说到做到。
这是另一套新剧本，是另一个不同的作者。我看了一遍，仍然与我的想法南辕北辙，我还是没法喜欢，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刘大印又打了电话来。我歉疚地说真对不住。还是不大好。算了吧别麻烦了。我这么苛刻像个事儿妈。别人写剧本辛辛苦苦也不容易。
“请别的演员来演好了。”我再一次建议说。
刘大印说那就再重写。写到你满意为止。
我有些感动。我说这样吧，能不能与作者谈一谈，互相沟通沟通呢？
刘大印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安排。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记不那么清了。总之是很快就定在一天下午去一个地方与作者互相交流思想。扔下我日理万机的事务工作，跳上汽车去了约定地点，一屋子的人已经在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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