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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又是好几天没有在北影露头了。听说《红楼梦》在北影再拍一些镜头,然后就开始配音了。组里肯定又在找我。唉!他们让我演王熙凤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增加了多少麻烦?
对了,我要请求给我派几个“保缥”。“保镖得我自己找,免得被人收买出问题。不然就是打死我也不敢去拍摄现场了。
谢铁骊导演一定会大吃一惊。觉得我怎么总是来些新花样,开创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史上女明星带保镖拍戏的先河。但是他仔细想后一定也会谅解并且很明白,事实上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维持我在摄制组的正常工作。
本来是为了调陈国军到北影才同意上《红楼梦》这部戏,同时才结的婚领了结婚证,可是《红楼梦》还在拍,我们却为离婚闹得翻天覆地不可开交,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怎么会到这般境地,弄成这般模样,我整个一个稀里糊涂。心里想,其实世界上谁也没有陈国军爱我。也许是太爱我却爱得不得法,结果把我爱跑了吧。
我坐起来。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现在大“敌”当前,情况已危若累卵,还在想那些生活上的问题,简直是抓芝麻丢西瓜。
我要是进监狱会有人去看我吧抽我进去以后干些什么呢?肯定很寂寞。我得先把这一点想好。我带点书。
不知道允不允许带书。那就带几本英文书。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干。我可以学英文。出来时肯定英文顶呱呱了。平时总没有时间系统学习,这一下逼上梁山,没准英文还练出来了呢。
可是听说监狱里的犯人都要劳动。劳动我不怕。在农村、部队已经吃苦吃惯了;拍电影也够辛苦的。我有底子。
听说还糊火柴盒、做些手工劳动什么的。那就更不怕了。我喜欢这些活。小时候在四川涪陵,那是盛产世界驰名“涪陵榨菜”的地方。每次放学我都去剥青菜皮,一分钱十斤。我还挣了好几角钱哩。好好好,手工活我喜欢干。要是分我做这些就行了。
可能还得跟“狱卒”搞好关系吧?肯定不叫狱卒”,叫什么呢?同志?那也肯定不行。我是犯人,当不了他的同志。叫“领导”?叫“上级”?也不对。嗨!管他呢。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打我呢?可能不会,国家有规定。听说监狱里犯人打犯人。我肯定躲不了吧。只是别打脸,把脸打坏了就完蛋了。我可以抱着头让她们打别的地方。我还得拍电影呢。
拍电影?等我出来就老了吧!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说不准。没关系,我可以从头来过。演不了年轻的演老的,再不就演囚犯,肯定比别的演员理解角色深刻,我有亲身体会。不对,有的演员也蹲过监狱,他们也演得好犯人。不过不怕,他们是黄色案件,比我轻,我是偷税犯,不,是抗税犯,金额又大,肯定比他们判刑重。要坐牢就得当一号,要不就不坐。哪怕把牢底坐穿!就是当演艺界囚犯的一号也行。吃屎都吃尖才有意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
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应该不会。不对,好像会!谁说过,像我这样都够枪毙几个来回的了、是谁说的?好像是我说的。后来好像也有人说过。是税务局。是税务总局那个小领导说过。我的妈呀!真的有可能要枪毙我了!我又要死了!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为什么?为钱。过去没有钱老在书上看到“钱是万恶之源”,不理解。现在刚刚有点钱就太体会钱是万恶之源了。
可是我不是为钱。我没有钱。我没有偷税。肯定没有偷税。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人多不容易,绝对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没有人相信。要真的赚钱我可以出国,免得成天在国内为了温饱吃苦受累,还担惊受怕。在中国呆着就没打算挣钱。
干嘛要枪毙我?就算我不是一个雷锋,但我是一只益鸟,至少无害。就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他犯了错误也别杀他,让他到战场上去带罪立功,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自己人手里强。别说我没偷税,就是我偷了税难道不可以悄悄批评教育,让我把钱交了也就完了。何必要这样公诸于众罚款巨大把人往死路上推?把我留着再拍几部电影,哪怕是拍一部电影多少个十八万三十六万都回来了。再大的国家出一个人才也不容易,出一个像我这样国内国外都认可的更不容易。
放我一码,我会感激涕零。不过中国人才有的是。少了我一个胡萝卜照样成席。可能要的就是抓我这个典型吧!杀一儆百,杀我这只鸡吓那些猴。可是鸡只有一生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当典型。我不是典型。弄错了弄错了。
会不会再也没有我说话的那一天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朋友,就告诉小吕和杨吧。让他们在我死后把我的冤案写一本书让世人知道实情。他们最了解情况。这样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我马上去和他们交待。需不需要写遗嘱?遗嘱怎么写呢?我这样开头……
啊!不行,我得先去算帐。“穴头”们肯定都来了。我不能死。我不要死。我要站起来运用我全部的力量与智慧,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站起来。走出去。我上了车。我到了开会的地点。
关键的一仗
“穴头”们都正襟危坐。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庄严,有一种悲壮的意味。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抽烟。哈!我发现我现在开始临危不惧了。也许已经够惨的了,再惨下去余地也不大了,物极必反吧。
想起上次与陈国军谈话,他在面前暴跳如雷,要是在过去我肯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在那天我一直盯着他在想别的事,就当他是在唱歌,只不过唱歌的声音大了一些、激昂了一些。他后面正好有一架电视机,电视机一直没有关,变换着各种画面。突然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放一部卡通片,好像是谁去推探险,那些卡通全是由线条画成,像小时候我看的上影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其中有一个卡通两只脚是两条线。一走快了两条线来回乱动,好玩死了。我居然“噗嗤”笑出声来。好啊!我已经具备一定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才能了!
既然“拿得起”今天就先“拿起”。我们开始算帐。屋子里又慢慢烟雾缭绕。一边拿着计算器一边算,一边听汇报一边讨论,这种情景在我后来做生意时多次出现过。可是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偷税”的事。人生是多么千姿百态啊。
今天是关键的一仗。不算出来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不能去见记者,蒋律师不能给税务局写“反诉”。税务局可以不讲理由,我不能没有理由。要有证据,有理、有利、有节。
查完了。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续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开不得玩笑。人命关天。
又查了三遍。我又跟着亲自对了一遍。情况还好,没有大问题。从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参加演出一百六十八场,共收入五万一千三百元,交税二万二千一百十一元。差不多都有纳税记录。只有几个地方没有税票,但有证明信委托当地演出公司代扣代交,我们没有责任。可能漏税指的是这些,可以跟税务局讲清楚并出示证明信,另外赶快去补交说不定也来得及,反正钱也不多。其实税务局应该去找演出公司,是他们违法。算了算了。我们讲清楚交了也就行了。去财免灾。这些事也就别较真了。
那么,偷税的十八万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十六万、十九万或是其他数字?肯定有原因。什么原因?再查再看。主要是看有没有演出收入的钱去了别处。并且要和我有关。
查了好久。有许多是给演员的单位交劳务费的。劳务费!我眼睛一亮。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西太后》组曾有过一笔交到组里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帐的。多少钱?一共二十八万五千。百分之六十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算。算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十八万!在这里了!肯定是这一笔!
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天翻地覆。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们看你忙,事情都那么麻烦,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是淮去谈的?“穴头”L。跟谁谈的?《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T。什么理由给钱?组里要的赔偿费。谁去送的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