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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余次电话呼叫——因丢失钥匙而无法进家门的；请求帮助的；因生人擅自闯人自己的家而报警的；还有无线电发送的指示。这个中心同时还控制在市区建筑物的楼顶和走廊里居高临下监视市区情况的几百部闭路电视摄像机，包括置局长的住房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的摄像机。
无论神秘城的哪一个人拨打911 ，接听的都是援助行动中心。保密官员立刻可以确定呼叫电话的准确位置。该中心平均每个月处理40次紧急呼叫。除此之外，中心还要负责跟踪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和查明失踪雇员的下落。如果神秘城面临任何危险——比如炸弹威胁或是恐怖主义袭击，援助行动中心有权实施“敌对情况紧急行动方案”。
国家安全局隐身于远离聚光灯的地方，因此少有遭受外部袭击的事情发生。一旦侦察到此类企图，无论可能性有多么小，国家安全局都会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例如，1996年7 月3 日，援助行动中心和国家保密作战中心以及国家安全局世界范围窃听网中心，同时得到有人暗中递送的情报，称：有人计划在国家安全局所在地搞示威集会。经查明，组织者是巴尔的摩紧急情况应对网。这是一个非暴力的小规模组织，主张以和平而非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它的领导人是菲利浦。贝里根，一个经验丰富、长期以来致力于和平抗议活动的人。
示威集会定于转天举行，而第二天恰逢7 月4 日这个全国性的假日。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他的高级部下们立即接到了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很快被告之提供有关巴尔的摩紧急情况应对网的背景情报。据一份内部文件记载：“援助行动中心。安全部、公众和媒体事务部以及保卫部门的成员一起召开会议制定国家安全局紧急情况应对计划来对付这次威胁。”保卫部门起用了他们的特别行动小组。
接着将情况通知了米德堡的武装警察，“他们动员了一个小分队去加强保卫部门官员的力量”。
做好了对付除全面核战争之外各种情况的准备的国家安全局这次一定感到很失望。大约上午10点30分，约30名喜睡懒觉的活动分子凑在一起聚到了围栏外面，手里举着抗议国家安全局非法活动的标语牌。他们先是开始诵读圣经的片断，然后有人背诵一份‘脱离国家安全局宣言“。他们将这份宣言贴在一块大牌子上，要把它呈送给陆军中将肯尼思。米尼汉。在温暖的阳光里站了几个小时以后，这群人又调头折回巴尔的摩去了。
离开援助行动中心以后，来访者沿一条通道便可走进耗资5630万美元修建的OPS ZB楼——一座长方形的黑色玻璃建筑。走进这座建筑物，来访的人立刻就会被里面黑色的大理石抛光墙面所吸5 ；。墙上雕刻着一个宽12英尺、高8 英尺的三角形，三角形里面是国家安全局的标志。三角形的下方，152 个人的名字分成8 栏刻在墙上，他们生前曾是军职和文职的密码学家、情报窃听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后来因公殉职。在这些名列这座于1996年2 月题献的美国密码学会纪念壁上的人当中，有陆军专家詹姆斯。戴维斯，他是第一位被打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军人；其他名列纪念壁上的人当中还有17位飞行员，1958年他们驾C130侦察机飞越当时苏联的亚美尼亚上空的时候，因飞机被击落而殉职；同样名列纪念壁上的还有美国“自由”号战舰上的34位船员，他们因遭以色列的袭击而丧生。
将墙面设计成高度抛光的黑色大理石面的目的是想让工作人员能从这面纪念壁上看到自己的影像，从而提醒他们；他们与那些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光荣者一样，是在无声地奉献和支持这个事业。在这面纪念壁的附近是以第一任局长的名字命名的卡奈因套间，常用来接待来访的知名人士。
神秘城市长、空军中将迈克尔。海登的办公套间设在行动部ZB楼的第8 层上。
在没有特殊事情发生的最平常的一天，他的闹钟在早晨5 点40分将他叫醒，但是他并不急于起床，而是闭目躺在床上，收听美国国家广播电台6 点的新闻摘要节目，然后很快冲个澡就钻进他的那辆沃尔沃牌轿车，驱车3 英里到国家安全局。海登说：“我自己开车，或者，如果我儿子或妻子需要用车的时候，他们就捎上我，送我一下。但常常是他们把我捎上，送我上班。”
海登一般在6 点50分到达国家安全局，走进大厅，将他的徽章插进确认身份的读卡机，然后走过旋转栅栏门。如果有急事，他可以用钥匙打开在人口右边的一个私人专用小电梯；但是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与其他早到的工作人员一起挤大的雇员电梯。
上到8 层以后，海登走到走廊尽头进入行政部门区。这里面设有包括局长和副局长以及主要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曾有一度，这个套间被称为“红木区”，但是今天这里已经没有红木（办公用具）了。与前不同的是，接待员工作区域的墙上挂满了镶框的照片，照片中拍摄的都是国家安全局最大的监听站，其中包括门维斯希尔监听站，它的十数根窃听天线隐藏在天线屏蔽的下面。海登从那儿向左拐进一扇上面无任何标记的木门，就到了他的在走廊角上的办公室。
从防窃听的窗子望出去，海登便可将他统治的这个向远处延伸开去的、迅速崛起的王国尽收眼底。靠着米色的墙壁放着一个大书橱，书橱里面有他家乡的足球队和棒球队——匹兹堡铁人队和海盗队——的纪念册。另一面墙上挂着一篇镶了框的发黄的报刊文章，这篇刊发在1941年10月的报纸上的文章宣布海登的父亲，小哈里。
海登已被作为二等兵应召人伍，并且已经到达北爱尔兰。这个大办公室的中间是一张深色的会议桌，周围有八把绿色的椅子，边上还有一张上边有金色图案的长沙发。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面板倾斜的立架，为的是这位市长有时需要站着工作。
海登坐在一张绿色的高靠背椅里，不远处有一个小型取暖器来驱赶冬季的寒气。
他的胡桃木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笔架，这个笔架从他在朝鲜战场任指挥官时就一直跟着他；还有一本上面印有“局长”二字的笔记本和一只布鲁克斯通世界钟。他身后的桌子上，紧挨着国家安全局的旗子，放着三台电脑——一台用来做保密性工作，一台用来做非保密性工作，还有一台保密手提式电脑连接他与他的国家安全局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顾问委员会是一些圈外人组成的顾问小组。桌上还放着几部电话，一部专用于内线保密电话；另一部专用于接外线机密电话；还有一部“红线”电话，它的按键可以让海登在即刻间接通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
但是没有一部电话可以让这位主管与白宫直接通话，的确，在海登任职的第一年，他从未与克林顿总统直接通过话。海登说：“在与我的前任交谈过后，我的感觉是，好像在过去，国家安全局局长与总统之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一直是不大可能的。我与之经常联系的人有国家安全副顾问克姆。斯坦伯格，但并非‘经常性地’，事实是，如果我想与他通话，只要我拿起话筒就可以与他对话；国防部副部长约翰。
哈姆雷，不过我经常是与部长助理阿尔特。莫尼通话；在中央情报局方面，我与局长乔治。特纳特和副局长陆军中将约翰。戈登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就我想到的任何事情对话。“
海登的办公桌的边上放着的两台索尼牌电视机，一台连接神秘城以外的电视网，但是它的气象频道是无声的；另一部连接神秘城自己的秘密电视网。每星期一、三、五早晨7 点15分，海登都要收看国家安全局行动中心的官员播发的机密情报摘要。
同样也是在每星期一、三、五的早晨，他属下的工作人员要向他做简要汇报。
海登说：“我会在这儿召开只由我个人属下的工作人员参加的‘立’会。公众事务部、监察长、律师，每一个关键部门都要到会。会议非常短，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立’会，每个人都站着，包括我。到会的人只站满办公室18的空间，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把一天中发生的热点新闻碰一下。”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海登步行去国家安全局行动中心，早晨8 点钟他与他属下的全体高级官员举行例会。他说：“这是我立的一个新规矩，因为我想让这些高级官员们感觉一下战时的节奏。我们在这里听行动官员的简短汇报一只用5 至7 分钟时间，我不停地要求他们讲话再简短一些。然后我们悄悄地到隔壁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