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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
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
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
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
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
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
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
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
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
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
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
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
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
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
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
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
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
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
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
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
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
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
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
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
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
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
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
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
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
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
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
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
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
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
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
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
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
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
“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
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
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
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
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
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
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
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
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
“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
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
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
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
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
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
利特维诺夫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