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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
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
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
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
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
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
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
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
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
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
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
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
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
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
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
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
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
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
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
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
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
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
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
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
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
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
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
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
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
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
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
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
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
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